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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刘能和女友双双跳进浙江温岭的一条河里。13个小时后，他们的尸体的照片与“又见‘挟尸要价’”的新闻一起进入公众视野。
两具遗体被当地捞尸队的人当作“生意”来议价。从最初的张嘴就要一万二，到协商砍价之后的3千元，从晚上的不愿意打捞，到白天进行打捞的姗姗来迟，捞尸人的冷漠再度激起公愤。
但我不想就此简单泄愤式地给捞尸人这一群体贴上“冷血无情”、“见利忘义”的标签。毕竟，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慈善或公益，也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溺亡之后遭捞尸人如此“苛虐”的事件近年来一再发生。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少年不幸遇难，但打捞者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依然把大学生的尸体吊在船头，当作要价的筹码。2011年，江西九江，一女子跳湖自杀，民间捞尸队开价1万元，但由于无法联系到家属，无人敢答应这一条件，捞尸队选择离去。2012年，山东济南，一名青年男子溺水，打捞救援队提出一天3万元的打捞费用，青年的老父亲拿不出钱，无奈自己跳水寻儿。
将捞尸人置于道德法庭大加批判，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也并不承担道德楷模的义务。事实已经证明，捞尸困局的破解，不能囿于对人性的苛求。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对遇难者遗体进行打捞由政府专门部门来负责，这早有先例。
在这样成熟的制度安排下，城市会设有专门的救援及捞尸队伍。一旦发生溺亡，专业的救生员和潜水员，有时也包括急救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在一些地方，也像中国浙江的温岭、湖北的荆州、山东的济南一样，活跃着不同的民间水上救援团体。但他们多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与打捞设备，以及必要的专业培训，并接受政府的监管，很难有漫天要价捞尸费的机会。
以荷兰为例，大多数溺亡由政府部门进行搜寻和打捞，比如消防队、警察局、水运局，甚至海岸警卫队和皇家海军。一般情况下，民众先就溺水事故向警方报警，警方做进一步了解和确定之后，快速出动救援人员或者打捞人员。消防队和警察部门往往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然后再通知其他相关部门增派直升机、声纳扫描仪或挖掘机等设备。
又比如，美国密苏里州的牛顿县援救队，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搜救组织，全部由志愿者组成，24小时待命，负责对当地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溺水、火灾、雷暴等灾害进行救援。对于打捞溺亡者尸体，他们分文不取。该援救队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组织运营、设备采购等，并接受当地政府应急中心的统一调配。
从这些案例来看，将遇难者遗体的打捞纳入公共救助机制并非不可能。我们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不论是成立专门的救援捞尸队伍，由政府全权负责，还是加强民间打捞队伍的管理，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都应该由政府出面，从制度上来破解这一难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兜不起所有的社会底线。
制度无法覆盖人性，但良性的制度却可以激发美好的人性。就在前些天，拍摄荆州挟尸要价一幕的记者张轶因肝癌去世。据说，这位因此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记者，生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尸体打捞制度。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首先需要明确公共救助的定位，需要划定公共责任的领域。这是对个体道德缺失的最好弥补，也是对亡灵和生者最好的庇佑。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