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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大家都笑着回忆一个逝去的人并非易事，但这事儿发生在任东来的身上，并不算奇特。尽管在讣告上，南京大学将他称为“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华生、徐小平等不同领域的翘楚都在微博上对他表达了哀悼，可他在小区业主委员会里的哥们儿姚卫东思忖半天，笑着说：“任老师啊，就有点像个小孩。”
女儿任琬洁也微笑着回忆说，爸爸“简直是个大哥哥”。他爱玩好动，每个周末都闲不住要出门去。小时候，为了培养女儿的竞争意识，任东来自愿降格为她的竞争对手。他们让妈妈当裁判，每天比谁得的小红旗多——任教授的小红旗数目被女儿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有一回，他还跟女儿炫耀自己的成就：“在美国问题的研究上，爸爸也算得上是国内前几名的。”琬洁望着这个自家最爱玩闹，晚起早睡的成员，料定他是在吹牛。
2013年5月2日傍晚，身患淋巴癌的任东来一手攥着妻子，一手牵着女儿，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晚，邻居姚卫东闻讯赶到了任老师的办公室，帮着整理纪念册。他这才发现，和自已一起在小区里换了物业公司、帮着大伙儿解决种种疑难问题的兄弟， 是新中国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在不到52年的人生中，写过11本专著，221篇论文，还有6本译著与上百篇专栏。
“乖乖，没法形容那震撼！”姚卫东说，“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啊！”
但在心里，姚卫东没法把那些文绉绉的字句和自己熟悉的爱聊天儿、大嗓门的“任老师”联系起来，“我总是习惯叫他‘任主任’、‘任老师’。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那么一个大学者，谁家有事儿都找他。”
那时他们居住的社区还“乱七八糟”，里面的广场不知怎么被建成了开放式，谁都能来，每家多少都有丢了电动车或是自行车的事儿。物业公司忙于收费，也没正经管理。傍晚，附近几个小区100多位大爷、大妈们都在居民楼下跳集体舞，乐声响彻小区里仅有的5栋居民楼。
“我女儿要是中考高考，我也只能点着鞭炮跟他们拼命去。”回想起来，姚卫东忍不住感叹：“任老师真是有办法。”
只有任东来想到了去找合乎法理的依据：民政局的文件证实，当初楼盘规划时，广场是被划在小区内的。这下，业主委员会便有足够的理由，绕着广场新建了围墙。
他似乎从来都不喜欢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挤“大路”。他总是走在自己心仪的羊肠小道上，这些路未必是最安稳的，也未必最有利——一般人所关心的物质生活、职称高低，几乎都不在任东来要忧虑的事情中。他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路，亦因此，他的日子总是过得乐乐呵呵的。
“东来不会有我那么多的忧虑。”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于文杰教授在谈起自己这位同事时感慨道，“他不会去筹谋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也因此，他有点吃亏。”
在人生的最后10多年里，历史学者任东来的研究跨越了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当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热闹非凡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复杂的美国内政。而在美国国内，闪光灯聚焦下的白宫与国会才是明星，可任东来偏偏选择了一旁相对冷僻的最高法院。他对那里有着满腹好奇。
他的书里引用过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的话来解释自己研究领域的价值：“在这里，所有权力争端皆由法学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
这不是第一个“任东来式”的别致选择。 “他总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妻子吴耘说。
在他的某部著作的后记中，任东来强调了那次写作历程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虽然，旅途中的一个注释，也许都是他与合著者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之后推敲出的结果。当听到女儿的同学说读了这本书很受启发之后，他得意极了。
另一桩让他得意的事儿是：他的论文，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费的”。
过着如此称心如意的日子，这学者甚至曾一本正经地跟女儿感叹过，某某同事要去“做官”了，“真是可怜啊。”
若要追根溯源，这种独特风格在17岁的任东来初入大学时便现了端倪。在东北师大的历史系，这个戴眼镜的文弱青年英语最好，不时“偷听外台”，给同学们带来惊世骇俗的“域外奇闻”。譬如当时美国最流行“婚外同居”和“试婚”，据说当年，大把男光棍被这话惊得夜不能寐。
读研时，为了写论文，这个毛头小伙读英文资料，找原始档案，还特意去拜访了原国民党驻印度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
老朋友陈伟见识过大嗓门任东来和导师杨生茂在一起的模样：“从国际形势到外交政策，从读书心得到治学体会，从最近淘到的旧书到国内外学术界最新动态，乖乖，侃了个天花乱坠，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而杨老先生呢？“和蔼可亲，洗耳恭听”，不时还笑眯眯地点着头。
见到这一幕，同寝舍友们笑曰：“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多年后，琬洁在美国读书，爸爸去看望时，三下两下就跟她的寄养家庭聊上了。当时他正研究美国公民的持枪权，一通谈天说地之后，老爸兴冲冲地来跟女儿报告，他参观了这家人存放枪支的房间：“他们家有5支猎枪！什么时候没准能一块打猎去呀。”
能静听东来侃大山的杨生茂先生，是国内世界近代史与美国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与任东来在大学时的恩师丁则民一样，都是上世纪40年代从欧美归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文革后考入大学的任东来，在学术与为人上深受他们两位的影响。
然而，完成学业后，他没有投奔自己的任何一位导师，而是选择了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这意味着他不在任何一个学术梯队中，也意味着他可以时时读到丰富的、与国外同步更新的藏书，随心喜好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职称都是教授中的最末一级，后来好不容易才升上了第三级。但他的著作引起了外界的赞叹。2013年，任东来入选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国内仅有两人获此荣誉。
然而无忧无虑的任老师还是当了一回无名无利的“南京市鼓楼区奥巴马”。
当初大家推举任东来当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面对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他“特别有义气”，就扛过了这个远比奥巴马从前在芝加哥贫民区的工作更艰难的担子。接着，一步步定了计划，带着业主代表走访了十几家应征的物业公司，印刷了选票，抬着投票箱挨门挨户地请业主投票。
更换物业那天，原公司死活不肯走，当地派出所都派了一队民警来盯着。而任主任领着一些对审计、建材懂行的业主，跟对方就种种款项支出一一核对，摆事实讲道理，大半夜地楞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平静撤退。
任东来爱狗，一有空就带着家里的宠物狗下楼溜达，也总会跟遛弯的邻居们聊聊天儿。琬洁常常在下楼找爸爸的时候发现，狗狗都趴在地上累得直喘气了，老爸还在与人热火朝天地聊着。
小区里有个年近80岁的老太太，特别喜欢金银花。有人嫌她在花坛种花，破坏了小区原有的绿化，把她的金银花都拔了。老太太伤心不已，找上任主任讨公道，用吴语方言诉冤屈。任主任不管有多忙，也会听上大半个小时。
那时候女儿还不懂啥叫“业委会”，但已会整蛊爸爸，把他的手机铃声改成“业委会来啦，快接电话”，不论老爸怎么哀求，都不肯帮他改过来。
那几年里，任东来思索着业主共同管理小区的议程与问题，常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跟做学术一样，他什么细节都想做到完美。没有人想到，在人前总是精神百倍的他，健康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
姚卫东说，任主任这样无私奉献，不就是雷锋精神吗？他不晓得，2009年，在怀念一位师长的一篇散文中，任东来回忆说，这位师长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访问，见到妇女跪在地上一丝不苟擦洗地板，忍不住落泪：“我不是为日本妇人的苦难而落泪，我是为我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敬业精神而伤感。”
任东来写这位师长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也是他在实践的。他熟知历史，尤其美国建国以来法治的经验与走过的弯路，就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让大众读到；他了解很多国际上的规则与事例，就想把这些经验引入自己的小区，为治理好家园尽心尽力。
妻子吴耘是这么理解丈夫的：“他不是那种慷慨激昂地说教，他会去尝试，尽自己的全力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更美好。这也许是一种天真，也许是一种理想主义，但这是他一生去践行的。”
20多年前，任东来从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美国许多教授在退休后去博物馆作义务讲解，特别触动，后来也对太太说，等我退休了，要去博物馆做义工。
但在52岁生日前一个月，他最后一次回家，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了“南京 树葬”这两个关键词。琢磨了一阵之后，他还是有些失望：南京的树葬还不规范。妻子忍着泪水别过头去，而丈夫抚摸着她的头发与眼睛，温和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她告别：“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完美的。”
他看上去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我这辈子活得很有尊严，如果疾病不治，我也能和丁则民、杨生茂两位先生，去天堂聊聊天儿了。”
他说，天堂会是图书馆的样子。
去世两天以后，任东来的葬礼在南京市的新殡仪馆举行。他的朋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送行；南京大学叫来三辆大巴也没法把大家都送去；小区里的居民们则自发拼车，组了一个车队去跟任主任道别。吊唁的人很多，很多人都排在了告别厅的外面。
葬礼结束后，任夫人注意到遗像下方放了一只50多公分高的花篮，是用金银花编织而成的。
那是老太太一早起来，采摘了金银花枝条编的。如今那小区中，成片的金银花像绿色的波浪一般缠卷在围栏上，生机勃勃，好看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