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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佛罗伦萨的街道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带来了工业革命，长安的街道见证了华夏文明的成就，上海的街道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活力……面对城市——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创新的发动机，我们必须从“把城市看作是城市中的建筑”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段故事，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1844年在康科德，他去郊外树林里钓鱼、野餐、散步。”在哈佛大学的一堂公开课上，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声音清亮，变换着手势——他已经准备好了去颠覆一下学生们的世界观。
这个青年与他的朋友收获颇丰，当地已经几个月没有降水，鱼儿踊跃上钩。然后，他们在野外生火，用战利品做了一道鱼杂烩。接着，风把火星吹到了附近的草地上，干燥的野草着了火。火势蔓延极快，300英亩以上康科德主要林地被烧毁。“……这个人，当然得到了严惩，罪名是‘环境的大公敌’，我很能理解《康科德自由人报》把他称为‘不负责任的人’。而这个人现在成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圣徒——亨利·大卫·梭罗。我想说，据我所知，同时代波士顿人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谁能赶得上他。”
听众席上发出了哄笑声。热爱自然的梭罗曾在荒无人烟的瓦尔登湖畔以最原始的方式隐居数年，他的著作《瓦尔登湖》几乎成了环保“圣经”。但在经济学家格莱泽的眼中，梭罗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是一个破坏性的物种，如果你热爱自然，那就别去打搅它了。
“这也是城市的关键。”这位哈佛教授说。他制作过一张波士顿地区碳排放量的统计图，范围广阔的远郊有着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把人口密集的市区衬托得像是绿岛——城市挤挤挨挨的摩天大楼、密集的公共交通，远比户户都有大房子、私家车的郊区更节省能源。
所以，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城市不仅仅是生产力更高，不仅仅是更有意思、更有活力，它们事实上也更绿色环保”。
尽管在哈佛的这堂公开课在阵阵欢笑与鼓掌中结束，但格莱泽斩钉截铁的论断，或许颠覆了不少美国人的三观。他的著作《城市的胜利》自从出版后，就有络绎不绝的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以致于这本书在“城市规划与发展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待了21个月。
这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一个夜幕下有无数摩天大楼矗立着的灯火辉煌的城市，一行字轻巧地浮现在深蓝的夜空中：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新的知识
在动辄讨论资源短缺的今天，格莱泽偏偏想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何其辽阔的星球上。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只算空间大小的话，全球所有的人口都可以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而且每人都能拥有一套别墅。但事实上，多达2.43亿的美国人口都挤在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那里就是城市。
人们选择了居住在城市，总有什么理由。对《城市的胜利》的作者而言，无疑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解释这句话。比如说，英国饮食是出了名地乏味（法国餐馆与意大利菜已经遍布全球了，可你见过哪家馆子标榜他们是“英国菜”吗？），但其首都伦敦，却是一个美食之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伦敦早期最棒的厨师来自法国，其中包括罗欧兄弟，他们开办了第一家被《米其林指南》评上三星的餐厅。随后，印度人大量涌入这里，令咖哩羊肉变成一道伦敦市民的家常菜。2011年，两家伦敦的印度餐馆也被《米其林指南》评定了星级。那已经是真正的只有在伦敦才能享用的美味：顶级的印度菜大厨往往出生于印度，又在竞争激烈的伦敦餐饮界闯荡多年，他们用高档西餐的精细烹饪方式展示出的亚洲味道，不仅秒杀单调的不列颠菜品，其实也超越了在孟买的任何美食。
不仅是美食，类似的情形曾一代代在不同的城市上演。譬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因为战乱，小亚细亚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流落到了这里。思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交流碰撞，西方哲学、戏剧与历史就此诞生。第一代雅典学者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譬如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后者培养出了柏拉图，柏拉图又带出了亚里士多德……
而在公元9世纪时的巴格达，学者们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王命之下，云集此地。于是，东西方的经典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波斯人给这个城市带去了医学知识，中国的战俘则为那里贡献了造纸技术。在大半个世纪中，这个城市几乎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格莱泽相信，只有人群聚集的大城市才会一次次成为知识传播的起爆点。“人类因为城市而团结在一起。数千年来都是如此，人们团结在一起，通过直接的城市层面的行动，使得改变发生。”
“对于中国这个快速城市化的国家而言，城市战胜乡村是普遍性的胜利。”读过《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后，身在北京的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宁发觉，身边有许多事例都与格莱泽在大洋彼岸所阐述的不谋而合。
阅读《城市的胜利》的那两天，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规划师正奔波于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与某个城市文化创新产业项目专家评审会之间。医院里聚集着如潮水般的求医人群，而在评审会上，他见识到了各种超乎想象的个人博物馆建设方案。
那一刻，书中的案例一下就在王宁眼前鲜活了起来：“这些都是乡村文化中无法实现的功能，只有城市的集聚才能带来这些。”
大型城市带来的便利可能深入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王宁举例说，在北京，自行车爱好者们可以互相找到对方，然后加入不同的QQ群，参与各种户外活动。“一个如此细小的爱好，他们甚至细致到对每一根链条都有专门的维护服务，这在小市镇是不可想象的。”
多年前，王宁博士毕业，他非常清楚，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的自己，唯有留在大城市。如果回到生养自己的东北小县城，他的学识将全无用武之地。
同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任刘云中也深知城市的价值：“城市当然是很好的，因为那里更多元。”尽管它听上去拥挤、昂贵、肮脏、混乱，但却蕴含更多可能。
就像格莱泽在书中描述的：“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新的知识。人们愿意忍受城市中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作出补偿。”
“不论一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贫民窟里的希望
不论城市对文明的传播有多大价值，有一点是经济学家无法否认的：疾病、犯罪、拥挤等城市的顽疾，“从未因为消极地接受现状或愚蠢地依赖自由市场而得到解决”。如果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那贫民窟几乎存在于每个城市。
要在一本描述城市如何让人类变得“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书中讲述贫民窟给人带来的欢乐，并不容易。许多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都会把这当做城市的危机来研究。而格莱泽的观点恰恰相反，贫民窟是城市活力的体现——透过棚户区表面的混乱破败，他见到了贫民窟中蕴藏的穷人的希望。
这种活力存在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密集的贫民窟中。如果从风景宜人、充满俊男靓女的海滩向科尔科瓦杜山上望去，除了会见到山顶那座著名的耶稣基督像，很容易也能发现满山的贫民棚户区。美国人常常会对那些凌乱破旧的棚屋表示震惊，但爱德华·格莱泽的问题是：与美国的贫民区相比，那里当然不堪入目，但是，若与巴西的农村相比呢？
对于在里约的贫民窟长大的女孩莱拉·贝莱斯来说，原本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在麦当劳中打工。她的小姑子是个理发师，两人一直都想找出一种能拉直卷发的方法。事实上，她们周围的姑娘人人都想要一头直发。
但并不是每个爱美的姑娘都有莱拉那样的丈夫——这个小伙子允许妻子和妹妹往自个儿脑袋上试验任何稀奇古怪的配方。他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秃子。但无数次失败以后，两位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姑娘还是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头发拉直剂。从卖掉汽车获得3000美元启动资金、雇佣最初的顾客当店员开始，现在她们的企业每年美容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3000万美元。
若与当地农村相比，城市的贫民窟往往会有更多的经济机遇、乐趣乃至公共服务。往小了说，即便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他也能躺在里约热内卢舒适的海滩上享受阳光与美景。另一方面，城里的就业机会与薪水远高于农村。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九成的里约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而在巴西东北部农村，仅有30%的人能达到这种收入水平。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喜爱辩论，并深谙此道”的格莱泽觉得，贫困人口太少的城市才值得担心：为什么那里不能吸引到穷人呢？
格莱泽并没有挑选一个中国城市来论证他关于城市贫困的观点，但却与华裔女作家张彤禾在新作《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的观察不谋而合。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她们留在城市。出去，就是改变命运。”这位说着流利汉语、在东莞居住多时的美国女记者在采访涌入东莞打工的女性时，更多记叙了笔下人物的雄心与追求幸福的劲头。她提醒自己的西方读者们，比起同情，也许这些百折不挠闯荡城市的女孩更应当被赋予敬意。
而格莱泽想提醒他的美国同胞的是，19世纪时，极端的贫富分化在美国的城市中也是常见的景象。如果翻翻美国的历史，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也充满着希望：肯尼迪家族的祖先也来自波士顿的棚户区。
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饥荒将爱尔兰农场主帕特里克·肯尼迪一家带到了波士顿。最初他们生活在当地贫民窟中，后来多次当选州议员的小帕特里克·肯尼迪，第一份工作是在码头上当苦力，随后他购买了酒吧，专为当地名流供酒。财富开始积聚，他的儿子也被送进了哈佛大学——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族就这样起步了。
波士顿以一种爱尔兰农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令肯尼迪施展了他的才华。这也许是每个城市拥有的特点：提供形式多样的工作，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掘自身的特长与才能。所以，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样的话呢：“在城市很好地战胜了伴随着人口密集而来的种种弊端之后，它的发展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快乐。”
这些人顶着艰苦的条件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自有其价值，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王宁喜欢格莱泽叙述的方式，他悠然地带着读者在古今中外的城市中到处游览，但始终不离其主题：城市的集聚不可战胜。
这一点，放到当下的中国，更令王宁深有感触。
当里约热内卢还是巴西首都的时候，政府试图整治过这些距离各界精英官邸很近的贫民窟。一些资源被投入去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学校和一些医疗保健机构在贫民区中建立。而他们得到的结果堪称讽刺：更多的贫民因此涌入了城市的贫民窟，城市的贫困程度反而加剧了。
这种颇含讽刺意味的结果更证明了格莱泽的主张：当只有城市提供医疗保健与教育，而农村没有时，那些改善贫民窟的努力只会将更多人口吸引到城市。说到底，并非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反而是在城市中将会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实际上，城市、超级城市的集聚远超人们的想象。”王宁说。他所在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繁华的西二环，但楼外不远就是一小片简陋的棚户区，回收的垃圾整齐地捆绑后堆放在门前，场地上唯一的小树苗上挂着一块牌子：禁止随地大小便。然而与格莱泽一样，王宁相信这些人顶着艰苦的条件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自有其价值。
“人们都说北京人口不能再多了，要爆炸了，其实北京人口才多少？2100万。对于整个13亿人来说，这个数字不算什么。要知道，整个日本大东京都市圈，人口已经超过了全国的一半。集聚是创造一切城市价值最根本的命题。在美国、在墨西哥都是这样的趋向。”
对于像王宁这样的业内人士而言，即便没有格莱泽的书，这一点也是再清晰不过了：城市是个充满希望的所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现在的很多规划思路，总想超越城市发展规律，总想按照他们的想法去限定城市，而不按照经济的规律去勾画城市布局。历史会证明，未来中国人口，将会有一半以上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带，人往城市走，是规律。这规律是挡不住的。”王宁断言。
城市的胜利与失败
但当人口聚集起来，如何才是一个胜利的城市呢？
格莱泽心中的答案之一，是中国香港。
很多人想要进入城市，也有很多人想要逃离。19世纪时，梭罗想要逃离的是城市中的疾病和混乱，而如今，人们想要逃离逼仄的钢铁世界与摩天大楼。在美国，几乎是全民走向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方式，大片的林区土地上建造起了私人住宅。但正如格莱泽在那堂公开课上用统计地图所显示的：这种更接近自然的低密度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生态噩梦。
“郊区化只是美国城市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他们逃离城市的方式，他们离开的只是市区的拥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云中解释说。
真正的传统社区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古人不会大量地取暖与旅行。可是现代化的低密度生活，几乎无可选择地伴随着大量的驾车出行，以及一栋一栋夏天制冷、冬日取暖的大房子。
相反，香港是一座享有着“重建与向高空拓展的自由”的城市，这种经济自由与妥善管理令它充满了活力与生产效率。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簇拥在香港的繁华区，带有空调的空中走廊将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厦连在了一起，看着拥挤，实则便利有序。作为东西方世界的纽带，它也有着独特的跨文化气息，没有人会把它误认为任何其他的亚洲城市。
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能够分享餐馆、酒吧与博物馆等公共空间，土地的高成本也能减少私人空间的使用。换言之，正是这种密集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去一次杂货店就要消耗一加仑汽油的美式田园生活，才具有可持续性。
格莱泽强烈地希望新兴国家，譬如中国与印度，不要效仿美国的能源消费发展模式。虽然他也略显惭愧地提到，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一个拥有大量SUV驾车者的国家试图告诉一个拥有大量骑脚踏车者的国家不要使用机动脚踏两用车”。
比长篇论证更直击人心的是数据。这位哈佛经济学教授与其同事曾对中国家庭的碳排放进行过逐个城市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华盛顿地区的典型家庭每年产生43顿二氧化碳，而典型的北京家庭每年碳排放量不到4吨。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水准的话，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就将增加69%。
“一个密度较高的城市不仅节约土地资源，也是节约能源的。这在搞城市规划的人中间已经没有太多异议。”刘云中说，“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得比较好，譬如说，城市间距合理，密度比较高，那它的环境问题也是比较小的——因为人的活动范围小了，并且绿地集中，城市绿化也不错。”
格莱泽对摩天大楼的赞美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并不是说他不了解欧洲常见的古城的优美。看看巴黎吧，那里有着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路旁皆是优雅气派的19世纪建筑，环境宜人，每座建筑都是矮楼层，而唯一称得上“高大”的作品便是塞纳河边的埃菲尔铁塔。
这的确赏心悦目。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格莱泽更关注的是，维持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1974年的新法规将城市中心区建筑物都限制在83英尺高度以下。由此导致的住宅供应不足，使得如今巴黎中心城区一套很小的公寓都要卖到100万美金以上，旅馆的住宿费也高达500美元左右。
在格莱泽看来这略有些反讽：巴黎是如此有魅力，有钱人愿意支付这样的高价，但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一个以接纳落魄艺术家闻名的城市？
他认定，这种行政政策使得城市原本拥有的向着高空拓展的能力被限制了，而这真的能够保证社区的有趣与异质化吗？未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下，房价会不断攀升。
在阅读《城市的胜利》这本书的时候，王宁同时也在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读到最后，他发现，两本书“有着一致的结论”。
“《中国大历史》里面，黄仁宇反复论证的一点是：王朝更迭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很大程度上被定量所约束，而中国历代王朝往往忽视定量，因此也无法左右王朝的命运。因为只有精细化的王朝，才能保证长期与可持续。说到底，中国的大历史，就是历代王朝财政充裕则胜，财政崩溃则亡的经济史。”
说到这里，这位经济学出身的城市规划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其实，讲述了那么多城市兴衰的《城市的胜利》，说的也是这同一件事：不管有如何理想美好的考虑，经济规律是你无法违背的。”
真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
如果说限制城市高度这样的政策，只不过像是给城市穿上了一件紧身衣，而另一些政策，无异于将已经在悬崖边上的城市推下了深渊。
曾经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就在这样的深渊中。
底特律市最中心处的艾尔姆赫斯大街与罗莎-帕克斯林荫大道交界的十字路口，如今是一片空旷。曾经建有商场与公寓的土地上生出了萋萋青草，仅存的浸教会教堂，也被木板封上了窗户。如果顺着大路走下去，你会不时见到更多空置的公寓、土地、停车场……
今天，这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市民属于贫困人口。随着汽车工业的外包，1950至2008年期间，这座单一生产型城市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也就是全城一半以上的人都离开了这里。
底特律并非唯一一座随着制造业转移而走向衰落的城市，但在这一过程中，格莱泽最关注的是因管理不善加剧的衰落。“最常见的错误观点是：通过住宅项目、高档写字楼或者梦幻般的高科技运输系统，这座城市可以重塑它往日的辉煌。”不幸的是，底特律在面临衰退之际，恰恰选择了通过大兴土木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颓势。
上世纪下半叶，底特律市长科尔曼·扬给这个城市制定了经济战略：没有尽力吸引聪明或富裕的企业家，也没有将资金投入教育与治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无人需要的基础项目。70年代，亨利·福特二世投资3.5亿美元建设了“文艺复兴中心”，一栋“带有数百万平方英尺新建写字楼的巨型建筑”；1981年，科尔曼·杨利用手中的征用权拆除了民族聚居区波兰镇的1400所住宅，把地皮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兴建高科技工厂；1987年，底特律耗资两亿多美元开通了一个单轨的旅客捷运系统……
这几项大型工程的结局大同小异：文艺复兴中心在20年后以不足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该公司的高科技工厂目前则只有1300个工人在约465英亩的空阔厂区里工作。而3英里长的单轨捷运，每天运送乘客不足7000人，每年花费的运营补贴却高达850万美元。
格莱泽不止一次在谈论城市的衰败时向人展示一张图片：“底特律试图通过一些愚蠢透顶的投资来扭转它的衰落，比如旅客捷运系统……这是它在基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驶的情形。”
尽管他喜欢高楼大厦，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一座建设出来的新城并非城市，只是硬邦邦的城市结构，而真正的城市永远都不是由土木砖石所构成。
“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刘云中说，“很少见到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建设中对‘人’的重视。这种误区其实存在于全球各大城市中。在国内，也是这几年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了。我们应该关注，当地人需要的是什么。”
他随手举了一个城市规划影响生活的小例子：在香港、伦敦、东京这些城市，大多数道路并不宽，只有双车道，但路网的密度却大大高于我们的北上广。也因此，尽管这些城市人口众多，私家车也普遍，却很少能见到数十辆车在道路上“排队”的景况。
“过去10年中国建设的一些城市，宽马路，或是大广场，包括所谓的一些高楼，其实都不大考虑人的处境。100多米宽的马路，人过起来其实很困难的。而对社区的规划，我们也往往是商业项目多，服务性项目少。他们并不考虑，有没有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需求。”
《城市的胜利》中阐述的城市兴衰，也令王宁感到眼熟。“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是城市快速扩张时常犯的错误。城市只有让人宜居、宜业、宜商、宜学、宜医、宜游，才可能让人愿意集聚。这些因素背后对应的就是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高楼大厦很容易展示城市外在的风貌，但这不是城市的本质。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以服务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建筑与建设。”
当底特律在上世纪走入衰退的死胡同时，同样因制造业的变动面临衰退的波士顿却在重新发现自己。而它依赖的，是周边历经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教育机构。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高校，令这个城市在后工业化时代成功地发展出了计算机、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与生物技术等产业。
成功的城市并没有统一的公式，但教育是预测城市发展最可靠的指标。格莱泽相信，城市对教育的投资会带来双倍的回报：学生掌握知识，这一地区生产力终究会提高；而那些奔着好学校来的家长，也能够立刻提升当地的生产力。
事实上，根据他引用的一组数据，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上学读书时间每增加一年，其工资就能上涨8%；而就国家而言，人们平均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国内人均产值就会增加37%。
“最好的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它为白手起家并渴望成功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最终，底特律的高楼大厦没能做到的事，教育做到了。毕竟，正如格莱泽开宗明义提出的：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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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