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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中国公益组织眼下怎么生存？公益组织该怎样面对质疑？从汶川地震开始的赈灾中，公益组织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就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
公益组织的功夫在灾难之前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准备就突入灾区，后续一定乱七八糟。”何道峰说，“真正负责任的公益组织，功夫在灾难之前。”他认为现在的民间公益组织，首先是“不清楚时间段概念”。
在救援的“黄金72小时”，是政府统筹管理、专业紧急救援的时刻。“雅安山区道路狭窄，如果不控制NGO的进入，救援车队就进不去了。这时候，除了少数有专业救援技能的公益组织，大量普通民间志愿者不应该介入救人，要让出生命通道。与其瞎添乱，甚至给自己造成生命危险，还不如筹款筹物，储备灾民特别需要的物资。”
“黄金72小时”后就进入过渡阶段。“这时候就轮到政府放开通道，让NGO发挥作用了。但怎么发挥作用，也是一个大难题。公益组织必须知道，地震后第一时间灾民的需求是什么？两个月的过渡安置时期，灾民需要什么？3个月后转入灾后重建又需要什么？”
在雅安赈灾中，不少草根志愿者的第一反应都是开车送水、送帐篷，何道峰却反对这么做。“因为政府部门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比你力度大、速度快，你的作用就微乎其微。”
他指出，草根公益必须学会“错位经营”，“要错开政府部门所做的事”。
比如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到了灾区，但没有跟风捐帐篷，而是建板房。等到一周后，政府部门开始大量兴建板房住宅，许多NGO也跟风而上，这时建材价格涨到了每平方米2500元。扶贫基金会就及时转向，从住宅退出，改建板房学校，“因为孩子们不可能两年在帐篷里读书，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
单纯从资金投入看，民间公益组织难以和政府部门相提并论。但何道峰认为，公益组织在一次次震后重建中，还有相当大的活跃空间。
玉树地震后，全国运送来的物资堆积成山。这时候，公益组织还能做什么？
“我们第一个捐的项目，是大棚蔬菜。”何道峰说。扶贫基金会瞄准了灾区每天都消耗大量蔬菜的缺口，给受灾村庄成立了蔬菜大棚合作社，供应整个灾区市场。第二步是拿出300多万元，支持一个村成立了运输队合作社。“因为灾后重建房屋会带来大量的渣土运输。”等到灾后建设基本完成时，这些村已经给全体村民分了5次红，换了客运车，成了当地的客运队。第三个项目，是给7个村建设农贸市场，让村民“同股同权”，收取摊位费。除掉工资后，合作社能给村民分红。“我们不只是捐款捐物，要考虑让当地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培育当地居民的成长。”
何道峰建议，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可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民间组织在公布的规划中“认领”，或者在政府没规划到的部分里再去“错位经营”。
“每个公益组织要对捐赠人负责，必须挖空心思学习知识、思考策略。做公益不简单，只凭爱心是不够的。”何道峰说。
质疑不可怕
芦山震后，微博爆发了大量质疑和谣言，公益行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少网民变得悲观或者无所适从：“再这样下去，哪个公益组织我也不敢相信了。”
但身为公益组织一员的何道峰，却不悲观。“当人们发问和质疑的时候，大家不要感到泄气和悲哀。”何道峰说，“因为所谓的不信任，不是针对某几个组织，而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垄断的公益行业。”
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信任”发生的深层背景——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了7亿。
“社会文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出现了政府管辖之外的公共空间。政府不能用垄断的方法管，要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大量人口住进城里，教育程度提升了，信息的密集度增加了。这让更多公众开始追问：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目前，国务院政府行政职能改革方案已公布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在何道峰看来，此次赈灾中，民政部首次没有发动全国性的行政性捐款，也首次不指定捐给某些非政府组织，是“最精彩的两大改革，最大的历史性进步”。
“每个组织不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效率。”何道峰说。“公益组织更要改造自身，满足人们的善心和对公共空间构建的需求。”
想改变国家，先改变自己
日前，由何道峰召集的“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正式成立，由参与芦山地震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加入。目前，自愿加入自律联盟的有29家公募基金会和13家非公募基金会。它们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
“各种各样的基金会都带着历史走到今天，都有不足，但我们要倡导以向善的力量来整治自己的内部结构，不要简单抱怨政府、社会，要从自己做起。”
何道峰坦率地说，不可能单凭一个“自律联盟”解决公益行业存在的问题。“这不是道德的约束，这是我们专业的约束。目前加入的42个基金会能不能做好，我不能妄评。但所有的研究、咨询机构、媒体，每一个公民都是第三方。它既然加入联盟，公开承诺自律，落实到白纸黑字就要考虑被监督。我们可以察其言而观其行。如果哪家基金会做得不好，就是心口不一，不仅会被开除出联盟，更会遭到公信力丧失的打击。”
“作为公益行业的一员，我们想改变整个国家的公益慈善行业，但首先得改变我们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基金会，从自律联盟开始，迈出了改变自己的第一步。”
何道峰坦率地说：“今天，每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日子都不好过，这是应该的。”2010年郭美美事件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基本冲到了6亿元。郭美美事件后，一下掉到两亿元。时至今日，扶贫基金会的2013年度目标还是3亿元。“虽然郭美美事件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募款的难处，但长远来讲有巨大的好处，就是揭开了公益组织中政府垄断的问题。那就是捐款一定要建立在自愿、明明白白的基础上，一定要建立在不是‘被慈善’、‘被募捐’、‘被人利用’的前提下。”
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问题饱受诟病，社会迫切要求它们的财务账目公开、透明。但同时，社会还不能理性地接受公益组织把一些捐款花在自身管理上，许多草根公益组织也出不起审计费。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何道峰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新的志愿者”。
“过去我们只看到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但忽略了志愿者的实质——都是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现在社会还需要很多种志愿者，如财务审计、工程监理等等。”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