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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萝卜招聘”的猫腻到“火箭提拔”的诡异，从天然气禁涨令的一波三折到能源局新闻办的”家奴式”回应，从统计数据的相互打架到职能部门的相互扯皮……伴随热热闹闹的事件，总能听到民众对政府质疑的声音，这些热点事件情状各异，却一个共同规律：任凭政府或官员怎么释疑解惑，人们就是不信。
“老不信”现象，挑战着政府公信力。民众不再对政府言听计从，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公信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惊人。比如，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的民调显示，只有1/4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公信力的下降具有如下特点：所有层级的政府公信力都在下降；所有公共部门的公信力，都在不同程度下降；所有类别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在下降；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公信力都有下降的趋势。
就中国现实而言，制造“老不信”的诱因多种多样，也许是一条信息的半遮半掩，也许是一项政策的朝令夕改，也许是一个行政执法的越界，甚至可能是一个官员的不当回答。透过这些具体而微的原因，会发现“老不信”极端表达的背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诸多社会问题也在叠加，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 导致政府管理工作难度加大。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与日俱增，加之舆论环境的日渐开放，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公信力面临诸多挑战。
改变“老不信”，信息公开是首选。人们都生活在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中，事件汹涌而至，真相暧昧未明，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更可能选择事事质疑时时警惕。信息公开是揭开无知之幕，进而建立信任的不二选择。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法定职责，理应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况且，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社会清晰度越来越高，正规渠道不畅，小道消息就会满天飞。在这样的“倒逼”机制下，政府更应该对信息公开的范围、时间、方式，民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和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和追究，以及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让公众看到政府的责任心、官员的诚实度、行政权力运行的“金鱼缸”。
其次，需要科学民主决策。决策科学、民主，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前提。因为科学民主决策，不可能搀入一个人、一个组织的私利，不同主体之间会形成相互制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明，只有当人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时，社会公平才能实现，也就是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政府完全可以改变关门制定政策、利益当事人拍板决策的路径，尝试由价值中立的第三方代为提出政策建议，避免利益部门化、个人化的陷阱。
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传统使然，过去我们习惯将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现在应当变为“由民作主”，增加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度。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规则，使各类信息——即便是对立的信息、各种意见——即使是相反的意见，都能够进入决策视野，使各个利益主体的意志有表达的渠道，各种决策主体的权力有制衡的机制，最终使公共利益在政策内涵中得到充分体现。
此外，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要转变职能, 做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在世界各地, 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 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 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 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它应该做的事。
近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并指出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的必然要求。政府要取信于民，就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并在其“不为”上真正后退，在“可为”上发挥最大效用。权力放得越多，民众就越放心；事务管得越好，人民就越满意。告别大包大揽式的全能形象，政府面对的苛责、怨气就少；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政府赢得的赞扬、信任就多。当政府整合财力、物力和精力，兜住社保的底线、补足教育的短板、填平城乡的鸿沟、缩小收入的差异、确保食品的安全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会回升。
黄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