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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敏做了个梦，梦见一帮子城管向他走来，准备查封他的书店。他从梦中惊醒，“嗖”地一下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看不好，城管已经走到了他的店门口，他马上冲了出去。一看表，零点刚过。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笑着摇头。他说，这是现实版的“梦想”照进现实。
张俊敏今年26岁，山西临汾人，曾在北京大学旁听4年，深知读书的好处。两年前，他从北京回到临汾，立志做一个文化传播者。眼看着身边的人文社科书店一个个倒下，仅剩下几家教辅书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个文化名城增加点文化气息，于是在市中心开了一个“鼓楼书店”，希望能成为城市的又一个“文化地标”，书店面积100平方米，1万多本书，非常执着地卖着不畅销的社科类书籍。
有人进来逛书店，他很开心，有人买好书，他兴奋地进更多的好书回来。他说，卖不了，留给自己看。于是，《卡尔维诺全集》、《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全集》、《胡适全集》等大部头书赫然摆在书架上。即便有人偷书，他心里还是高兴。
但是，现实不断蚕食梦想。
5月10日，他亲手关掉这家书店，准备去打工。让他关门的理由有很多：文化环境太差，没有官方支持，挣钱不多，养家糊口的压力大。最让他恼火的，就是各种检查、乱七八糟的费用让他心烦意乱。“在基层，年轻人想做事太难。”他说。
关门后，他带走了没卖掉的书，最后盘点，不赔不赚，相当于为当地文化事业义务工作两年。
张俊敏喜欢说自己和别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一直站着，但很多年轻人都‘跪’下了。”他解释说，站着的意思就是自己从不低头。
这和他在北大旁听受教育有关。
2004年，他在北京一家民办大学读书，代课老师曾是北大学生，无意中说了一句：建议你们常去北京大学听听课。张俊敏才知道，北大可以旁听。在详细问了情况后，第二学期他就退了学，搬上行李，成了北大旁听生。
在北大的日子里，他查阅课表，天天听课，最喜欢文史哲。
北京大学待他不薄，他随时就能讲出几个温暖自己的有关读书的小故事：他没有北大图书馆的阅览证，2005年年初，在国际关系学院二楼举办的世界读书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偶然遇到图书馆馆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想看书的渴求，并留下了电话，没想到两天后，馆长让他去一趟，亲自带他参观图书馆，并给他办了一张阅览证，张俊敏感动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次，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在黑板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张俊敏当时正处在低潮期，他尝试着向教授说起心里的苦衷，让他感动的是，教授马上回短信，耐心开导，直到他心情完全好转。
他觉得，读书人知书达理，素养高，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传播文化的使者。
还有一件让他感到自豪的事，在北京大学的网页上，在介绍学校风光的图片集中，唯一一张有人的照片背景就是他。那天，他正在未名湖畔看书，一个拿照相机的老师走过来，经他允许后拍下这张照片。离开北大后不久，当他无意浏览北大网页的时候，发现自己登上了官网，他和北大的缘分越来越深。
他说，4年的时间，北京大学进步、民主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自己，让他充满社会责任感。4年后，先行万里路，最疯狂的就是和朋友骑自行车去了拉萨。
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接下来，他就实现长久的梦想，回临汾开书店。
他的目的很简单，身体力行为家乡做点事，给当地人提供一个读好书的地方，书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
小张的家也不是很富裕，父亲在单位上班，母亲在临汾某县城开一个书跟文具结合的小书店。他创业开书店的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卖掉了县城里的为自己准备的婚房，另凑了20多万元，一共筹到40万元，他租下现在的书店，准备做文化使者了。
没想到，接下来办理各种证件的过程，“比骑车去拉萨还难。”小张说。
区文化局去了10多次，办事的人总有理由推脱。张俊敏把领导堵在屋里，领导又让他去办事人员那里。周而复始，扯皮扯淡，问题依然不能解决。
工商局也跑了十几次，不是差文件，就是办事人员不在。
张俊敏递烟，拉下脸来说好话，“要不，我请您吃饭，您就帮我办了吧。”
办事的人说：“不吃饭。”
有人私下告诉他，要办事，得送礼。小张不听，他认为自己干的是正经生意，为什么要送礼呢。
他给区长热线打电话，对方倒是接待，事情依然悬在那里。他找新闻单位，人家说，比他冤的大有人在。他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申诉信，文件石沉大海。
无奈之下，他说自己不得已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找关系。
有了“关系”帮忙，事情变得顺利了一些，但依然磕磕绊绊。
有人刁难他，他就当着面和办事人员吵。“关系”找到他，教他如何好好说话，如何变得聪明一些。
两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他坚持不送礼，不行贿。在“关系”的照顾下，文化工商证件总算是办齐了。
店面装修花了6万元，装上了大玻璃门。没想到，玻璃门惹来了市容部门，并且对方开了一个7000元的罚单。张俊敏坚持不交。
爸爸一筹莫展，找了市容，说尽好话，想出点钱把事情了了。市容不予理会。
张俊敏生气了。原来的小店，被他花巨资装修得那么漂亮，你们不补贴反而巨额罚款？他跑到城管部门，和副队长讲情理，谈法规，拍桌子。
对方不理，“我们不和你谈，你不懂事，我们和你爸谈。”
“我要去市委告你们，你们胡作非为！”张俊敏在办公室不让步。后来，罚款的事情在他的坚持下不了了之。
麻烦还没结束。他自己做了一个门牌，各种手续审批下来，城管又出来罚款，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当时是夏天，他在店门口支床睡觉，梦到了有人查封他的店，结果“梦想”变成现实。
经过3个多月的奔走和折磨，他的店终于开起来了。
琐碎的事情还是很多。前两年，区文化部门收钱搞培训，他必须去听课，交了260元，培训后，结业考试，发一张文化市场培训合格证，“讲的还不如我懂得多，就是变相收钱。”他坚持这样认为。
工商所每年年审，很多费用让他莫名其妙，让他加入残疾人组织，支持残疾人事业，每年交360元，开一个社会团体收费收据。类似的不合理收费，还有各种名目，如果不交钱，审核就不通过。张俊敏交钱消灾，心里有气，选择了忍耐。
这些乱收费让他想起就生气，张俊敏把这样的乱收费称做对小生意人的“骚扰”，书店旁边的小老板们都选择了忍让，他越来越生气。
他提到了一本书的名字，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为啥大家不生气呢？因为投诉无门，投诉四处碰壁，没有任何作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部门。”小张说。
今年2月的一天，书店来了4名市文化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晃了一下证件，就开始检查图书。
张俊敏感觉他们太粗鲁，自己也火了，他举起手机，对准这些文化执法队员，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一边拍摄，一边提问，对方无视他的存在。
当天晚上，他把视频放到了网上，很快就转发了3000多次，有网友留言，“书店老板的提问有水平，句句戳在了文化产业的软肋上。”
在视频里，张俊敏不停地追问：
“你们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是事业编的还是事业外编的？”
“你们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平时读书吗？读什么书？”
没人搭理他，他走向一名工作人员，继续问：“你好，你知道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吗？当你翻开这些书的时候，你凭什么怀疑这样的书是盗版书？”
对方一言不发，低头翻书，打包涉嫌盗版书。
他又走到一位女士面前，手机的镜头也跟上，“你在文化局做了几年工作？你为临汾的文化事业作了哪些贡献？说上一件就可以了，我谢谢你。”
“请问你贵姓，作为执法部门，问你们姓啥叫啥都不说，至少应该有人告诉我你们叫啥名字，哪个单位的？”他又换了一个人问。
这时，有位工作人员拿出证件，晃了一下就收回了。
他继续自言自语，“书店的繁荣，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书店的书被你们随意拿走，书店还怎么开。每个城市的书店都应该得到文化部门大力扶持，包括资金的扶持。”
他继续发问。
“文化局应该是繁荣文化的，对吗？”
“你们手下留情，有一个书店存在，不仅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也是为后代。有书店，平时大家可以逛逛，不买书也可逛一逛。我书店的目标是建一座文化城，你们有这个目标吗？有规划吗？”
他穿梭在4名执法者中间，自言自语，依然没人搭理。
“我在北京大学旁听4年，受了很多益，我回来就是要开书店，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但是你们支持过吗？”
“我开书店，跑市区文化部门20多次，找熟人，找关系，这个小店才落成，请问：开书店怎么这么麻烦？”
张俊敏的追问变成质问，20分钟的时间里，没人和他说话。
他攒了两年的气，在那个下午好好地撒了出来。
突然，手机没电了。录像到此结束。
张俊敏说，自己从来不卖盗版书，但是那天，执法人员依然拿走了100多本“涉嫌盗版书”。
视频在网上发酵，迅速被转发。第二天，他起床一看，视频被删掉了，他也接到了文化部门的调查询问通知书，让他去局里谈谈。
他回忆，领导一直表态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为你保驾护航的，你不要生气。查你的书店，是省里统一安排，查封的书现在省里作鉴定。
张俊敏提出要看省里的文件。
对方说，文件是保密的。
张俊敏去找其他卖教辅书的老板，人家都意味深长地说，“小张，你交点罚款不就过去了吗？干啥这么较劲？每年不就两三次检查，交点钱就过去了。”
张俊敏不同意。他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一次，他和区文化局的执法人争辩时，对方被问得说不出话来，抱怨地说一句，“我们一年才去你店里几次？”
过了一个月，在张俊敏的不断追问下，查抄的书陆续送回，没有送回来的，文化部门掏钱结账。
文化局提出，不要让视频继续传播了。张俊敏一想，能饶人处就饶人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
今年，书店的生意稍有起色，利润虽然不多，但是也能维持。不过，张俊敏还是决定关门了。
现在，他有了一个小女儿，人也变得现实了。原本要做文化传播者的热情，已经被现实浇得透心凉。
能留下的好回忆，都是和读者的互动，他向很多读者推荐木心的作品，交下很多文学爱好者朋友。他还尝试着做公益活动，甚至精挑细选很多好书，让大家免费借阅。
这些难过和快乐的事情，都离他远去了。
“临汾就只剩下卖教辅的书店了，城市文化味道又少了几分。”关门前，他长久地望着书店的窗外，城市地标“鼓楼”就在店旁，“没有书香的点缀，文化就剩下这城楼子了。”
本报记者 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