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备受瞩目的香格里拉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前往新加坡途中对随行记者称,美国必须与中国直接讨论网络安全问题。
而白宫在5月29日就曾表示,中美两国元首6月7日会晤“肯定”会讨论网络安全议题。英国媒体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预计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将网络安全作为中美关系最迫切的问题提出来。”
事实上,早在4月1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中美已经同意设立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中美两国、两军之间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然而,中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该怎么谈?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应该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形成双方互信、合作的新领域,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这显然是我国对网络空间安全的基本态度。
但与美国谈网络安全,还要从网络国防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从军事战略的视角明确谈判的基本需求、核心内容与必要举措,而谈判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构建“相互确保安全”的新型中美网络关系。
基本需求:维护两国网络空间的发展和安全利益
中美两国的网络关系,既具备大国博弈的已有特点,也具备虚实结合、人造可控的网络空间新特征。基于两国网络空间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发展利益,应是中美网络安全对话的共同起点。
眼下,以互联网为核心,全球网络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断融合,中美已经成为网络空间“利益共同体”。当前,中国作为美国信息网络产品的最大用户,实际上成为美国网络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1年,中国市场占据iPhone全球销售量的60%,美国思科公司的产品占据了中国电信163骨干网络约73%的份额。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在海关、公安、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超过了50%;在铁路系统、民航系统、石油和烟草行业,思科的产品也占有大量份额。中国成为美国高科技网络公司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美国领先科技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中美共同面临“数字9·11”和“网络珍珠港”的威胁。除了中美双方各自强调的网络霸权和网络“窃密”之外,两国网络空间存在有两大共同威胁: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军国主义,也就是美国一直防范的“数字9·11”和“网络珍珠港”。
2010年,白宫前反恐事务主管理查德·克拉克在他出版的《网络战》一书中提到了全国停电、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炼油厂着火、管道爆炸、有毒气体外泄以及卫星失去轨道等情形,这些都让2001年“9·11”恐怖袭击相形见绌。
今年年初,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警告,针对美国的重大网络攻击可能严重破坏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这种打击如今对美国构成了最危险的直接威胁,甚至比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袭击还要紧迫。
同时,一直渲染网络空间“中国威胁论”的美国承认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6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美国亚太区域安全政策”演讲时表示,网络入侵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这说明亚太地区各国有基于这一问题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加强网络安全合作,是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下的必然选择。
核心内容:探讨各方广泛参与的网络空间准则
在刚刚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哈格尔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在很多领域都拥有共同的利益与关切,中美已经建立了关于网络安全的工作小组,美国将与中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促进建立负责任网络行为的国际准则。
哈格尔特别强调,网络攻击的来源不像传统战争中舰船或军队身份那样容易识别,因此很难确切断定攻击来自哪里,若产生误判,将会带来负面效果。
哈格尔的讲话既表明了美国对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基本态度,即主导国际准则制定,也说明了美国推动网络对话的根本原因,即攻击来源难以确定,更透露出了中美网络空间谈话的美方关注点,也就是“美国将与中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促进建立负责任网络行为的国际准则”。
美国首先做的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立场,并谋求在此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随后,要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条约和协定,制定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行为标准。包括制定国际制裁措施,要求国际社会对窝藏网络罪犯或参与网络攻击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
目前,美国网络行为国际准则谈判分为两条主线:一条线是利用传统军事同盟关系,与盟国开展密切配合。2013年3月,北约网络空间防御中心推出了企图成为网络空间战争法典的“塔林手册”。之前的2010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在签订双边防御条约中也加入了网络防御的内容。
另一条线是与中俄等大国之间进行网络空间话语权的争夺。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创建网络战司令部之后,全球网络军备竞赛呈燎原之势。俄罗斯利用2009年12月5日到期的核裁军条约重新签订之机,加紧了与美国签署网络军控协议的磋商。当年12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俄核裁军谈判期间,美俄就网络军控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同意就网络战争和网络安全问题与联合国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代表谈判。
近年来,美国频频炒作网络空间“中国威胁论”,反复提出就网络安全问题和中国进行谈判。2012年5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会见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时表示,中美两国均具备先进的网络战能力,必须致力于避免误判以防酿成危机。但直到今年4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两国才达成建立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协议。
可以预见,“网络窃密”将成为中美网络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必须强调的是,网络空间使战争与和平变得更加模糊,网络行为国际准则的制定必须分清“网络窃密”和网络攻击并非一回事。为此,中美网络对话对“网络窃密”的界定,直接关系到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制定。
必要举措:建立对等制衡的中国网络国防力量
人类以什么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方式斗争。在网络经济助推中美两国发展的同时,事关两国国计民生的金融、电力、供水、交通等关键业务网络依托全球一网的网络空间运行,网络空间成为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全新领域。
美国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领先优势,最早认识到网络空间的重要性,确立了以核武器的威慑战略、太空的抢先战略、网络的控制战略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国家安全战略,将来自网络的威胁列为国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第一层级”威胁和“核心挑战”。
为此,美军最早成立网络战部队,最先提出网络空间为新的作战领域,最早成立网络空间司令部,最先推出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尤其是“网络总统”奥巴马今年年初进入第二个任期,美国大幅扩编网络空间司令部,并准备成立40支全球作战的网络战部队。美军已经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网络战实力。
中国要与美国谈网络安全问题,要与美国共同应对网络恐怖袭击和网络军国主义,就必须手中有牌,必须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网络空间作战力量。
为此,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网络空间的“正常国家”,也就是公开建立自己的网络国防力量,光明正大地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当前世界各国处于网络“扩军热”的时期,中国公开建设网络空间国防力量,这既是与美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的必要措施和对等做法,也是避免中国被他国无端指责“网络威胁”的有效方法。不必担心引起他国的猜疑,而且可以增加网络国防透明度,还能更有效地利用世界“网络军控”谈判前的宝贵时期,加速发展必要的网络国防力量,使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成为一支维护网络空间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谈判目的:构建相互确保安全的中美网络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的演讲中强调,“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现在网络空间,具体到中美之间,就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中美网络关系,关键是确立网络空间“相互确保安全”的理念,这包括三个要点:
第一,扩大共同网络利益。网络空间不仅是实体空间的全息映射,也是人类社会全新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已成为网络经济的最大受益者。
网络经济已成为美国第一经济支柱,经济运行对网络的依赖度超过80%。在中国,网络经济发展迅速。有专家预计,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世界各国正在网络空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因此,网络空间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规则与合作。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建立积极健康的中美网络关系,扩大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共同利益,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第二,形成对等网络威慑。尽管我们抱有美好的愿望,但无法回避的是,美国已经具备在网络空间发动一场战争的全部条件,它拥有对互联网的绝对控制权,对世界网络空间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保持网络空间长久和平,像当年拥有了核武器,从而保证中国30多年的和平发展一样,中国必须理直气壮地建设自己的“网军”,形成与美国足以抗衡的网络空间力量,才能与其对等发展,平等对话。这既是中国网络时代“和平崛起”的安全需要,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义务。
第三,确保相互网络安全。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空间覆盖全球,仅靠单个国家无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中美要在网络空间实现共赢,就必须以确保网络空间相互安全为目的,防范网络武器扩散,防范网络恐怖主义,防范战略战术误判。
之所以区别于美苏冷战时期核战略的“确保相互摧毁”,提出“确保相互安全”的网络威慑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扩散”远远超越了“核扩散”,甚至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恐怖分子相对来说容易掌握超级“网络武器”,一旦失控,世界可能面临根本无法预知的灾难性威胁,这种共同威胁要求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
正如习主席首次出访时所讲,“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因此,构建“扩大共同利益、形成对等威慑、确保相互安全”的新型中美网络关系,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最佳选择和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