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割地兵败”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众所周知，由于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集国家人事制度（选拔干部）与教育制度于一体的“怪胎”，“科考”考出来的“人才”又都是会作八股文的“官僚”；而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尤其需要各类科学或专业人才。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自然变故的情况下，科举制度就会引起争议，甚至成为 “过街老鼠”。

    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首都；1904年日本又趁机入侵我国东北，国事危亡。于是，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国割地兵败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的基础上，袁世凯、荣禄、张之洞等一批清末权臣再次递呈《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慈禧最后一锤定音：废除科举。但是，科举制度并非只是单一的教育制度，它还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人事制度。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说时惋惜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有的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甚至认为：“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最大的不幸。”可见，对科举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议。

    当然，把“割地兵败”的责任全部推到科举身上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满清统治者“废除科举”的决定是仓促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官场实行的是“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去打洞”的用人观一直延续到魏晋的“九品中正”，隋文帝开创了用书面考试的办法公开选拔“干部”的先河，创造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迹。这种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家人命运的“选官制度”，诱惑了稍有条件的人都去读书识字，营造了“村村有私塾，处处有书院”的教育氛围，实现了“读书识字”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普及。这应该是科举制度积极的一面。但是，它在强化了“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官本位意识的同时，也扭曲了教育的本义，一度出现了科举左右着教育方向的怪现象，使得全天下的读书人都钻进了“读好书就能当上官”的死胡同，严重混淆了人事管理和教书育人的功能。让教育资源承担起“选拔干部”的全部功能，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普及与推广，也严重阻碍了全方位以及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清代御史陈曾佑看到了这些。于是他呼吁：“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我想，陈御史的这番话对现今的高考及公务员招考等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