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6月11日，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仅获得了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委员支持。最终，社监委认为，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北京晨报》6月12日）

    提出重查——否认重查——表决不查，红监会重查郭美美事件在过去两个月经历一波三折，终于尘埃落定。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最初曝出重查郭美美的消息后，招来公众舆论的广泛质疑，超过7成网友持不认同态度，认为“重查无助于结果改变”，怀疑“红会试图将当前募款难的境地归咎于郭美美”；如今，红监会重查郭美美提案被否决后，迎来的依旧是网民的冷嘲热讽，“不敢查是心里有鬼”。

    显然，红会以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红监会，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此，相信红会方面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也会留下皱痕。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善款发霉、万元餐费等一系列负面事件之后，公众对于红会的不信任已经积重难返，绝非一两次行动就能挽回的。问题在于，红会是抱着“信不信由你”的态度，自顾自地走下去，还是直面当下的信任危机，完成一场艰难的自我救赎？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经表示，“埋头苦干”，网络舆论暂“不去管它”。这种务实理性的态度值得赞赏。的确，“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尤其对于遭遇严重信任危机的红会来说，干什么远比说什么更重要。不过，怎么干也是一种学问，不能是独自蛮干，而应注重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找准自身工作与公众需求之间的差距，让社会看见自己的点滴改变。

    红监会委员王永表示，社会监督至少应包括专业监督、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三个方面，建议社监委增加公众代表和媒体代表，以加强公众和媒体监督。试问，现在红监会的每一位成员难道不能代表“公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难道不是“媒体”代表？缘何红监会依然被质疑为红会公关部？说到底，通过加强监督来帮助红会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这无可置疑，但监督不能在封闭的圈子里进行，不能由红会请几个人过来做做样子，必须面向社会，开诚布公，接受每个捐款人的监督。

    “郭美美案只是一个导火线，最主要的是，官方公益组织体制导致的透明性不足、对外响应缓慢，在互联网面前，难以满足公众的苛刻要求。”新联合公益基金会在其官方微博上的分析，一语中的。对于红会来说，挥别重查郭美美自我救赎的投机幻想，努力提升在行政体制之下的管理效率、公开透明程度，这才是其应该走的沧桑正道。对于红监会来说，在与红会“撇清”利益关系，重新定位于专业监督之后，如何帮助红会变得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经得起公众和媒体监督，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