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创新”的引擎在哪里

    困惑“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瓶颈，有可能被一个18岁的印度裔美国女孩打破。

    据称，最近在美国凤凰城举行INTER国际科学工程大奖赛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艾莎·卡瑞凭借革命性的充电器发明，获得了5万美金大奖。这种“超级电容器”体型更小，仅需20秒左右就可以充满一部手机，且能长时间保存电量。

    卡瑞的学习专业是纳米化学系，这项发明充分运用了纳米技术，保证其体型迷你，能够处理上万个充电周期，比普通电池高10倍。未来可以应用在手机、汽车或任何使用重复充电电池的设备上。谷歌公司已准备将她的新发明推广应用。

    类似的科技“原创”新闻，总是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吸引人的眼球。目前，全球范围都处在“技术红利”即将到头的转折点上。没有新技术突破，就很难看到世界经济能够走出低谷，实现真正的复苏。

    对中国而言，“原始创新”问题，同样是十八大后经济学界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据统计，在十八大报告全文中，有57处出现“创新”一词，“原始创新”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第一高度”。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同时是制造业利润的“小国”。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和人力后，中国的某些加工型企业只能拿到“薄如刀片”的利润。某种意义上说，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战略”，因为没有货真价实的原始创新，中国只能眼看着高端产品的丰厚利润望梅止渴。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有效专利共计222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56万件，占25.5%；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为46.5%和39.2%；发明专利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4.2%。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有效专利是以发明专利为主，占国外有效专利总量的78.6%，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仅占19.3%和2.1%。

    尤其糟糕的是，中国在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技术开发，都把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经费数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对科研的价值和实际贡献缺少重视。这造成中国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但同时原始创新能力远远不足。

    中科院学者柳卸林曾批评国内的科研立项体制。中国的科技立项，总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标杆，“似乎只有人家立项了，我们才敢做，人家没弄过，我们就犹豫，担心害怕风险。”

    这是一种“最大的不自信”，不敢在前人未曾开垦过的土地上播种，怎么能够收获别人未曾收获的果实？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两位作者在评价中国经济的新书《红桃皇后的奔跑》中称，像联想和百度这样中国知名的企业，不是在制造低成本的西方技术产品，就是将西方的创新技术加以改造来适应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风投家们聚焦在诸如旅馆业、农业这样成熟的产业上，或者在对凭“拿来主义”支撑的技术企业的投资上出手阔绰。

    他们讽刺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车间，它并不需要成为世界上最前端的实验室”。

    事实上，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中国经济在原始创新上“老是差口气”的症结，其实都如鲠在喉。

    以色列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其最核心的战略就是大力强调原始创新的“科技强国”战略。目前该国科技对GDP的贡献高达90%以上。

    反观中国，目前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7%，发达国家是2.5%~3%；科技转化率只有20%，发达国家高达80%；科技对GDP的贡献是21%，而发达国家通常高达80%。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就像一个“中间商”，如果高端的科技创新开始步履蹒跚，中国会发现自己众多的工厂和分销渠道也会无所适从，因为“没有订单了”；而一旦跨国公司厌倦了中国企业“山寨”他们的创意时，他们很可能改弦更张，“到其他地方建立研发部门”。

    研究工业革命后三百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经济上，英国的崛起以“蒸汽化”为代表，德国的崛起以“电气化”为代表，美国的崛起以“信息化”为代表。中国经济说了很多年崛起，至今还看不到哪个“化”的影子。

    当“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空间站对接时，有分析人士感慨，只有国家牵头发出的“高科技订单”，才能引导整个经济实现全面的技术进步。像载人航天项目，是用无数高技术产品堆出来的“技术制高点”，“别人不会分享，只能自己爬。”

    事实上，美国“信息化”的产业浪潮，本来就是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副产品”。正是美国人在1960年代就耗资3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亿美元以上）完成登月，从而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测控技术、火箭技术、材料科学等方面，出现技术“大跃进”，有3000项高端科技新专利诞生，引领了世界技术潮流。

    美国取得领先之后，开始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金融市场来“钱生钱”，技术升级出现断代，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大危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原始创新驱动，把载人航天、可控核聚变、全球化高铁运输等重大项目“一个个地啃下来”，保持世界第一增长速度的“中国奇迹”很难持续。

    “原创”当然不是容易事，在中国，科研人员搞“原始创新”必须“耐得住寂寞”。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彭思龙认为：其一，“原始创新”要“从头做起”，因为要培养独立的研发平台，要在真正理解内在的原理基础上形成研发能力，就难免需要做很多重复性劳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持久的耐心；

    其二，西方工业革命已走得很远，后来者追起来要花的代价很大。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游戏规则，“一旦某个科技方向被突破，现有的优势就不再是优势”，中国才有可能抢先。做这样“颠覆性的工作”，最初不可能有很多人附和，另辟蹊径的人“一定是寂寞的”。

    其实，所谓“原创”，最根本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原创性思维，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回到“原点”去考察，“直接从实际问题本身入手”，抛开学科界限，抛开个人好恶，抛开规避学科壁垒和前人经验的束缚，得到真正的“创见”。

    经济学家李才元曾追问：“我们可以举国争奥运、举国办高校、举国盖高楼，为什么不能举国搞科技创新呢？”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科研投入，基本上遵循“孔子体制”：假设有100亿元，一是国家从100所高校认定10所是最好学校；二是从最好学校的100名教授中认定10人是杰出人才，人均投入1亿元，相当于“均分”。

    结果是，这些科研投入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教授们的衣食住行，二是学校“盖高楼”，着力点并不在科研！“国家期待的成才机制，变形为高校以及某些教授们的发财机制”。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需要变“孔子体制”为“伯乐体制”：把100亿元一分为二；100所高校的1万名教授人均投放50万元，花掉50亿元；剩下50亿元，建立科学思想和技术成果的免费、公开发布平台，此为“赛马场”，然后组成由学术界、产业界、企业界、消费者等各方参与的评审机构，选出最优科研成果项目，其主人即为“千里马”，褒以重奖。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18岁美国女孩进行“原创”发明的“体制”基础。

    “没有杰出人才，只有杰出思想”，李才元说，真正的人才不拘一格，没有预设标准，只能横空出世。千里马是自己跑出来的，不是提拔起来的。

    在金融界以创新著称的招商银行，就一直在寻找“千里马”。两年来，他们锁定6000多家中小创新型企业，为它们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目前已经有150多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一向传统的靠吃信贷差的“老银行”，正变成类似财务顾问一样的“新银行”，变成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最强大的“弹药库”。

    笔者认为，只有成千上万的原创型的“种子”企业，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孵化器”哺育，才能构造一种“科技创新改变中国”的氛围；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原创力，最终找到赢得未来经济“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