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宁与斯诺登

    NSA是美国侦听和处理各种通讯信息的情报机构，所作所为都是保密的。很自然，什么“元数据计划”呀，什么“棱镜计划”呀，诸如此类，都不是明火执仗的公开行动。

    斯诺登却偏不信邪，硬是将它们一股脑儿暴露在阳光下，实话实说地讲出了“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真相。一时间，美国朝野震动。众议院议长博纳和前副总统切尼甩出一顶大帽子：斯诺登是叛国贼；总统奥巴马则暗示，可能将斯诺登引渡回国审判。

    这就应验了奥威尔在《1984》中写下的一句经典：“欺骗无处不在时，实话实说就是革命行动。”

    的确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斯诺登的举动就是一场大数据时代的“揭秘革命”。作为“革命者”，斯诺登的损失也不小。年薪20万美元的工作丢了，在夏威夷的女友见不着了，藏在中国香港不能自由了。谁要是看过1998年的好莱坞大片《国家的敌人》，一定会为斯诺登的命运捏一把汗。

    但斯诺登并不孤单。“革命前辈”中，知名的就不下20位。比如，丹尼尔·埃尔斯博格，1971年泄密美军军事干预越南的报告；马克·费尔特，1972年揭秘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乔·达比，2004年揭秘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

    除了这些前辈，斯诺登还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同辈——布拉德利·曼宁。曼宁1987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比斯诺登小4岁。2007年，曼宁当了兵，在伊拉克服役，干的是情报分析员的活儿。利用职务之便，曼宁下载了数十万份美军机密资料。2010年，他将这些秘密文件交给了阿桑奇。

    2010年4月，“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一段搅动世界的视频：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军士兵从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上对许多平民大开杀戒。除了恐怖画面，还可听到对话。一个声音说：“瞧瞧这些死了的家伙”；另一个声音则附和道：“漂亮！”

    结果证明，死者并非武装人员，而是路透社摄影记者纳米尔·努尔-艾尔丁、司机赛义德·查马赫和多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

    2010年5月，曼宁被捕，现仍在美军军事法庭羁押。阿桑奇虽自身难保，但仍不断呼吁美国政府释放他的爆料人曼宁。

    曼宁和斯诺登都很年轻，都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人。布什政府执政时，就是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了《爱国者法》和《保护美国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多数美国人愿意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权来换取自身更加安全。按理说，曼宁和斯诺登切身体会过恐怖袭击的危害，对个人权利、个人安全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就是这两位经历过“9·11”的年轻人，却采取了“革命行动”，将窃取的国家机密公诸于众。为什么这样做？他俩给出的理由几乎相同：保护个人隐私和争取言论自由。他们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坐牢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美国，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难道就如此没保障吗？这样说显然有失公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专门保护的就是美国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目的是限制和杜绝政府机构非法搜集私人信息。为了保证政府部门对个人的监控依法办事，不至于胡来，美国政府还制定了《涉外情报监控法之增补法》和《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及涉外情报监控法院诉讼规则》。另外，NSA实施某项监控计划时，事先还需得到监控法院法官的许可。

    这就是说，曼宁和斯诺登之所以冒险“革命”，并不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业已形成的“网络价值观”与以往的法制观念不太兼容。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花费许多时间泡在网络聊天室和虚拟空间里，理想是享受绝对自由，认为所有信息都应公开、透明、免费和自由，控制信息就是专制独裁。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而美国法律却没能“与时俱进”，找到个人隐私、言论自由与个人安全、国家安全的新平衡点。

    6月19日，奥巴马在柏林与默克尔会谈后表示，在网络监控方面，美国必须保证行政法规能跟上新数字世界的步伐。但他同时还说：“我确信，我们目前已（在实施监控和保护民众隐私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

    遗憾的是，奥巴马说的不是事实。曼宁和斯诺登的行为犯了法，却没有违反美国立国的宪法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面对年轻人的观念更新改变，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新平衡点，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曼宁和斯诺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