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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只要天气允许，在北京朝阳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中关村体育场等公共体育场地上，都能看到一群群身着统一队服的中外少年在一起踢球，在他们享受足球乐趣的背后，是一个揣着“足球梦”的外国人20多年的不懈努力。他，就是英国人罗文，从惊讶于中国足球与西方国家迥异的发展理念，到为此大声疾呼，最终，又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中国足球。
看到曼联的辉煌，却不去理解其强大的背后
1987年，罗文来中国留学。当时，改革开放尚不到10年的中国，处处展现的是让西方人好奇的景象，其中就包括足球。
“我想组织留学生踢一场足球赛，却发现需要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罗文回忆道，“组织一场业余足球赛，在英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在中国却变得这么复杂，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罗文来自伦敦，是切尔西队的忠实球迷，同时也是一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那场审批程序复杂的业余足球赛，让罗文开始逐渐了解中国足球。
“我很快就发现，中国足球是一项只注重金字塔塔尖而没有足够重视塔基的运动，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与英国的反差太大了。”罗文说，“业余足球是足球运动这座金字塔的塔基，但我看到中国业余足球的发展水平很低，公共足球场很少，业余足球赛很少，青少年和儿童足球运动开展得也很差。中国人热爱足球，但参与足球运动的条件却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此外，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模式还是‘苏联’的那套办法，让身体和意识还不错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往足球运动员的方向去培养，这些孩子中很多人最终无法成功，但也失去了他们应得的受教育的机会。”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多家地方电视台转播英超比赛，中文流利又深谙英国足球的罗文开始担任电视评论员。借着在媒体发声的机会，罗文不断地向中国观众表达他对中外足球发展模式差异的看法，他也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传递自己的理念，“中国足球要想成功，只重视国家队、地方队和职业俱乐部队的成绩，肯定是不行的。业余足球体系不壮大，国家队就不可能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罗文呼吁了近10年，很多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也认同他的观点，但就是没有人去真正关注业余足球体系的建立，“我终于明白，让中国人看到曼联的辉煌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让他们理解曼联强大的背后，是俱乐部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是包括对业余足球在内的足球普及和人材培养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很难的。”
1999年前后，罗文终于决定，他不再仅仅依靠单纯的呼吁，而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去让中国人认识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业余足球。
房地产市场升温，场地成业余俱乐部的大难题
2000年，罗文在北京向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拥有外资背景的业余足球俱乐部——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当时，人们对职业足球俱乐部已不陌生，但对业余足球俱乐部却不了解。可能认为业余足球俱乐部不能赚钱，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罗文回忆。
罗文希望中国完全遵循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发展轨迹，“英超很多足球俱乐部在100多年前，也都是业余性质。比如，曼联就是由喜欢踢球的铁路工人组成的。”从业余逐步发展到职业，这是英国足球的发展脉络。但在中国，业余足球俱乐部生存的土壤却十分贫瘠。
“踢球需要球场，但北京的球场实在太少，市区里能建球场的空地几乎就没有。”罗文表示，“幸好当时一位热爱足球的老板，无偿提供了位于北京西北郊区的一片空地。我们修建了自己的草坪球场，还有酒吧和停车场，这是英国任何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的标准配置。当时参加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是在华的外国人，大家靠缴纳会费维持俱乐部的运营。”
但好景不长，随着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不断升温，北京西北郊区很快也变成了黄金宝地，提供空地的企业在老板换人后，向罗文开出了年租金12万元的价格，这对于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来说，无疑是天价。2005年，罗文无奈地放弃了北京西北郊区的球场，再次踏上找地的征程。
在找地的过程中，罗文开始反思中外足球发展环境的差异，“英国的足球俱乐部在100多年前刚成立时，土地并不紧张，俱乐部能轻易地得到大片土地兴建球场，但中国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已建成的足球场很少，可用于新建足球场的土地也很少，而且呈越来越少的趋势。完全照搬英国足球俱乐部自建球场的模式，看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罗文随后转变了思路，俱乐部租用公共体育场地开展活动，但这种场地规模十分有限，11人制足球很难开展起来，俱乐部遂改为主推5人制足球，“一片标准足球场大约可分成6片5人制足球场，场地的利用率大幅提高，而且较小的场地也可以开展5人制足球，场地要求不像11人制足球那么高。”
场地问题得到解决后，罗文的下一个想法就是要让中国人在参与足球运动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足球爱好者。
“我发现，中国人喜欢组织大型、展示性的体育活动，很多人一年里可能就参加了那一天的体育活动，其余的364天是否继续参加体育活动，就没有人关心了。踢足球也是这样，想起来才去踢一次。但在英国人的意识里，体育运动应当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习惯，应当定期且长期参加，才能让人有归属感。”
所以，万国群星俱乐部组织的业余足球赛，每年持续进行40多周。所有的会员依照个人水平分成12个级别，以避免因水平差异太大而造成比分悬殊，进而影响会员的踢球热情。每名会员每周至少参加一次比赛。目前，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每周踢比赛的成人会员有1500人，其中4成是中国人。
罗文发现，中国的青年一代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足球文化，愿意让足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他也在与中国业余足球爱好者的接触中，了解到了很多令他震惊的想法，比如，在一些业余足球比赛上，中国人为了赢球会想法设法请外援，“这在英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英国人会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比赛，为什么要请外人帮忙？’其实，就算请外援赢了球又能有多荣耀？如果被查出请了外人帮忙，那岂不是很丢脸？比赢不了球更丢脸！”
8岁时看着像梅西，12岁后就都不见了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在全世界都是公理。但在中国，并不是喜欢足球的孩子就能轻易享受到踢球的乐趣。罗文表示：“中国的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所以，我们为了让家长支持孩子踢球，想出的办法也与学习有关。”
早期，罗文邀请拥有英国足球教练资格认证的俱乐部外籍会员参加青少年足球的培训工作，“踢足球、学英语，这是我们吸引中国家长的办法。”罗文表示，“这招很管用。目前，参加俱乐部5岁～11岁年龄段少儿足球培训的孩子有3000多人。其中60%是中国孩子。”
“在少儿阶段，保持孩子踢球的兴趣是第一位的，但我看过中国的一些足球教练怎样教孩子，那种严厉管教的方式很不可取。那将抹杀孩子踢球的兴趣和他们的创造力。我也认识一些英超足球俱乐部的球探，他们常这样说，中国很多8岁左右的孩子看起来都是未来的梅西，他们身体很好，也非常聪明，但到了12岁以后，在这些孩子身上很少再有梅西的影子。”这些孩子的足球天赋是被他们的启蒙教练扼杀了。
在罗文开展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工作中，至今还有一个难题不能破解，“在5岁～11岁的年龄段，俱乐部的中国孩子比国外孩子多，但到了12岁以上的年龄段，中国孩子几乎全没了，而国外的孩子仍然很多。12岁是即将上中学的年龄，中国孩子的升学压力已经凸显出来，为了孩子今后考上一个好高中和好大学，中国家长几乎一致让孩子停止参加足球培训，不管孩子对足球的兴趣有多高。我问过很多中国家长，他们带孩子离开足球场的理由，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国外的家长之所以继续支持孩子踢球，理由也是这个。这是中外家长教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家长认为体育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国外的家长则认为体育对此有促进作用。”
怎样引导社会观念的转变，创造有利的软硬件条件，让青少年留在足球场上，这是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足球协会最该做的事情。但在罗文来中国的26年里，他不只一次地看到中国足协派出青少年留洋团队，花巨资在少数人身上，力图用一支队伍的成绩代表整个中国的足球水平，事实上，这却是一个误区，“阿森纳队的一名球探曾告诉我，每筛查20万个孩子，才能挑出一个未来可能踢英超的‘苗子’。这说明，一个国家的青少年足球人口基数如果不达到一定的量级，是不可能拥有一支高水平国家队的。我跟中国足球圈内的很多人说过，中国足协与其花那么多钱在几十个或几百个孩子身上，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提高中国青少年足球整体水平上。一个留洋的孩子一年需要花几万欧元，如果用这个钱聘请青少年足球教练，就能请来几十个懂足球、有方法的外籍教练，这些教练可以教成千上万个中国孩子，覆盖面显然大得多，这笔账，难道中国足球的决策者不会算吗？”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