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高考时代比拼的是综合实力

    近几年来，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大城市出现了“逃离高考”的现象，出国留学成了不少高中生的第一选择。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表明，2012年出国留学人数较2011年增加5.99万，达到39.96万，同比增长17.65%，再次刷新历史纪录。

    另据调查，想高中期间或高中毕业后马上出国留学的占14.8%。庞大的中学生出国留学队伍，正在成为出国留学大军中越来越壮大的一支。  

    中学生该不该出国留学？应该怎样为孩子选择出国的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

    后高考时代比拼的是综合实力

    “中国的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是用清华、北大录取的标准考所有的学生，用这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朱建民说，这是当前应试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许多学生、老师、学校，为了那一把尺子——考上清华、北大而拼命加班加点。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理想的大学，多数人是失败的。

    这其实是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原因。

    赵玲玲是三十五中国际部一名高一学生，“以中考为例，我学的东西，都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除了会做题之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不太想参加国内的高考了。”

    “大多数孩子是高考失败者，他们在‘高考时代’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朱建民说，很多在“高考时代”胜出的孩子到了“后高考时代”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后高考时代”要的是创造力、团队合作、实践能力、领导力等“这些靠做题做不出来的能力”。

    所以在教育圈内，不少人都在提“第10位效应”，就是那些综合实力强的孩子，他们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上，“玩也玩了，学也学了”，“这些孩子往往最终在社会竞争中占尽优势”。

    “一个普通的家庭，培养出一个状元上了清华、北大，以此来光宗耀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状元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哀。”这一点让朱建民感到很痛心，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把高考看得过重了，因此“我们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要回到教育的原点来思考和审视教育——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培养人”，朱建民说。

    教育的国际化绝不是西方化

    国际化大潮下，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培养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人，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朱建民说这是他的教育理想。

    虽然学校成立了国际部，但是在朱建民眼中，出国留学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教育的国际化绝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朱建民说。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朱建民把三十五中的国际部定位为“高中课改的试验田。因为它的课程跟我们高中部的很多课程是一致的”。

    在三十五中有一门城市拓展课程，让学生只拿100元钱，在12小时内通过公共交通，在北京五环以内到达10个地点，并完成每一个地点所要求的任务。“这种课程就是训练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标的能力。”

    这样的训练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十分必要的。

    据了解，今年9月即将搬入新校舍的北京三十五中将在高中部启动“五制”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改革，此举在国内尚属首次。“五制”包括学部制、走班制、导师制、学长制、学分制。其中，“学部制”改革将借鉴大学设置学院的模式，未来3年将建立普通高中学部、科技创新学部、六年一贯制学部、艺体学部和国际教育学部，为具有不同潜能特长的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

    “用国际部开发出的中外结合的课程让95%没有机会和条件出国的孩子在国内接受国际教育，这才是终极和核心价值。”朱建民说，“5%出国的学生则是我们办国际教育的附加值。”

    出国与否也不能一刀切

    对于想出国的孩子，朱建民认为“是否出国也不能一刀切”。

    首先要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

    据调查，在留学热点国家中，学费最高的国家是美国，每年约为20万元人民币；其次是澳大利亚，约为16万元；由于英镑汇率的变化，英国、加拿大相差不大，分别为15万元和14万元。 “经济实力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出国。”朱建民说。

    此外，还要看孩子是否适合出国。

    “出国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一个过程。”朱建民说，“在国内都不学习的孩子到国外就能学好吗？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他更不学了。”

    对于低龄留学，朱建民指出，“高中阶段是一个孩子个性化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都是在高中这3年形成的。小学、初中就送出去，孩子将来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不过，近些年家长们的心态也成熟了不少，跟风盲目出国的孩子在减少。朱建民介绍，以前放弃高考出国的多是“逃避族”，这几年顶尖学生出国的也越来越多，生源结构呈现正态化发展。据报道，上海的高中四大名校中，出国的优秀生比例已占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