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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演讲者用“一间脏乱破旧的屋子”来比喻多次怀孕堕胎少女的子宫，以此来提醒女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时，台下的王曦影坐不住了。她拿过了话筒说：“这样的比喻不妥，如果你讲课的学生有过类似经历，很可能会伤害她们！”
堕胎对身体有损伤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王曦影——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看来，“那不能说明女孩子很脏，青少年怀孕堕胎，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性教育课时，最好不去用负面消极的文字或图片。
这样一幕“分歧”出现在5月底北师大的一次性教育研讨会上。会议前后，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学生开房等校园性侵案接二连三被曝光，甚至有一些媒体给出了黑色五月的说法。
令王曦影略感欣慰的是，此前并未完全走入舆论视野的学校性教育已经开始受到公众关注。近日，一项名为“全国儿童性安全知识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示，93.1%的家长支持将“预防儿童性侵害”相关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体系。
3年前，王曦影和同事萨支红开始了一项名为“性别平等的全面青少年学校性教育干预”的课题，试图从多个方面探讨学校性教育的必要性。结果显示，接受性教育课程的学生掌握的性知识更多了、渠道更正规了，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也有所降低。
在王曦影看来，如果把私密的性教育变成像音乐美术一样常态化的课程，课堂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会促使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对性产生更坦然的态度，打破现在“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谈”的禁忌状态。
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像此次研讨会上这段小小的波澜并未让王曦影感到意外一样，在学校性教育中，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都是问题——来开会的都算是这个领域里比较“懂行”的一线工作者，然而，“即便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如人意”。
一支性教育“杂牌军”
首当其冲的是谁来教的问题。
此前被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和孩子谈谈‘性’”的宁波老师王颖，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性教育“兼职”老师。她的“主业”是教“大三门”之一的语文。事实上，和王颖一样，目前在一线挑起性教育担子的老师几乎都有着双重身份。据萨支红的观察，这支队伍里有心理老师、校医、生物老师、政治老师，甚至还有语文老师、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
专业的性教育师资队伍是解决“教师局限性”的一剂药方。但在性教育的师资专业化培养上，目前我国只有首都师范大学和成都大学两所高校开设了性教育的辅修专业。然而，这两所高校每年培养的几十个辅修学生，对于整个国家的性教育师资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那么，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具有专业背景的性教育教师？中国青年报记者做了一份梳理。从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可以得出，全国中小学校数（不包括成人小学、成人初中、成人中专和成人高中）共有320533个。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著名性学家方刚认为，借鉴每所学校1至两名心理教师的经验，一所学校至少需要两名性教育教师。由此可计算得出，目前全国至少需要64万名专业性教育教师。
现实情况是，短时间内填满这64万名的庞大师资缺口并非易事，在萨支红看来，目前她们能够做得更多的是师资培训，让那些“兼职”的老师更专业一些。“但仅仅依靠社会的力量太有限了，这些项目一年能培训多少个教师？”培训力度的有限让萨支红感到很无奈。
性教育不等于性知识教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便是一个名性教育教师也很难给出一份完全科学的教学内容，何况是一些“不专业”的教师。这也是专家和一线教师们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教什么。
在于晓敏的性教育课堂上，有一个女孩儿让她印象深刻。
当女孩儿第二次找到于晓敏时，已经是她半年内的第二次怀孕了。“我刚给你们上过性教育课，上次怀孕你不是跟我说，要采取保护措施吗？”这位来自北京海淀商务职业学校的校医兼心理老师对女孩儿的执迷不悟感到惊讶。
“因为他喜欢，只有这种方式我才能留住他。”女孩儿说。
这样的教学窘境听起来让人无可奈何，似乎怎么教，你的教学对象都对你爱搭不理的。然而，在王曦影看来，这恰恰折射出目前性教育课程内容上的不完善。
“怀孕避孕是安全知识，为什么即使学生掌握了知识，怀孕的少女还是这么多？”王曦影认为，还是观念层面的东西在作祟。曾经有个男同学告诉王曦影，他知道怎么避孕，但就是不采取安全措施，因为感觉“不舒服”。
王曦影告诉记者，目前整个社会对性教育的理解都还停留在狭隘的生理知识、防艾滋病、防性侵等层面，一线教师由于知识结构不完整等原因，在教学过程中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在萨支红和王曦影开发的性教育课程体系中，性教育被划分为五个部分：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社会性别、性观念及性多元化、亲密关系中的沟通决策技巧、性相关行为。其中，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是传统性教育所忽视的，这是一种对于社会性别的观念和态度，它区别于自然性别，即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指的是社会化的性别角色和印象，例如人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孩儿阳刚女孩儿温柔”。
别小看了这个社会性别规范的力量，在萨支红看来，故事里的男生感觉“不舒服”和女生通过不采取安全措施来“留住”男友，就是潜意识里受到传统的“男强女弱”和“男生要主动女生要被动”的性别规范的影响所致。
性教育绝不仅仅指向 “防艾”、“防性侵”和“生理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0年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也证实了这一点。《纲要》将性教育的全部主题归纳为六个关键概念——关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文化、社会和人权；人体发育；性行为；性和生殖健康。
刘文利也谈到了性教育课程推广中的艰难。她的团队把性教育作为校本课程来建设，但遗憾的是，很多校长都不支持在自己的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相关指示。
性教育不是“一个人的课堂”
“即使谁来教、教什么有了保障，怎么教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萨支红和王曦影认为，教学方法千差万别，但落实到性教育上，很多没有经验的教师仍然感到非常为难。
当孩子问王颖老师“猥亵”是什么意思时，她硬着头皮严肃地告诉孩子们，“一个女孩跟成年男人单独处在一个房间，可能发生性行为。”她没解释，认为没法儿说得那么透。讲这些的时候，孩子们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王颖甚至不知道孩子们听懂了没有。
在媒体的报道中，给孩子念教材、让孩子回家自己阅读青春期健康读本、遇到“不方便”讲的内容就跳过去，这些都是教师们常见的做法。根据王曦影的了解，不少教师遇到性的问题多少还是会感到尴尬，另一些习惯了应试教育的老师，则继续采用老一套的教学方法，“灌输和填鸭式，不考虑孩子有没有吸收”，性教育又变成老师“一个人的课堂”。
在萨支红和王曦影的一项针对性教育课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调查中，参与互动式活动和看录像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两种教学方式。
“了解是教育的基础。老师要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在于晓敏的课堂上，她让孩子写出自己想到的与性相关的词，最后，这群职业高中的孩子写出的词有些竟连她这个老师都没有听说过，其尺度之大实在令她惊讶。“不过，这样最起码知道了孩子心里在想什么，知道了他们对性的了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北京延庆二中的心理老师王宏云则很佩服于晓敏面对那些冲击性的词语时所采取的坦然态度，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儿子上小学时的一段经历。
在儿子小学六年级的青少年性教育课上，当老师讲到男性生殖系统的时候，他打了个手势：“女生闭眼，趴下！”后来讲女性生殖系统，他又大声说：“男生闭眼，趴下！”
这个故事听来有些夸张，但老师们对“性”这个字眼的“害羞”却真实存在。在萨支红和王曦影的实验中，有同学说：“老师不好意思直接讲，只是说了一些不能冲动不能犯错的话，但怎么避孕还是没告诉我们。”
在干预课程后，学生的安全性知识水平虽然有所上升，但效果远没有预期的好，萨支红认为，这与授课教师的回避态度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上课的老师扭扭捏捏，忌讳这忌讳那，如何能让学生对性保持一个坦然和健康的态度？”王曦影说。
政策流于形式，学校性教育不能再“只说不做”了
当然，性教育目前所遇到的瓶颈和困难，与我国学校性教育工作起步晚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相对保守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王曦影说，更致命的是，缺乏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制度性保障让学校性教育步履维艰。
“如果公众认为这么多的性侵少女案与性教育的缺失有关，那么首先应该问责的就是教育部门。”王曦影认为，在应试的大背景下，有课时的体育、音乐和美术课都被文化课挤占了，连课时都没有的性教育课在学校里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而目前，教育部门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障学校性教育的开展。
事实上，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开展性健康教育。《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也有“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内容。但据王曦影的观察，在大多数地方，这些法律和政策都流于了形式。甚至在一些地区，性教育从未真正落实过。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得不到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太“宏观”，没有提供具体的执行方法和渠道，更没有监督和考核机制。刘文利说：“性教育的课时、教材、教师、专业培训，这些方面不落实，性教育进课堂就没法儿谈。”
不过，今年刘文利的团队在开展性教育实验的流动儿童小学有了第一批完整接受6年性教育的毕业生。6月20日，刘文利和学校一起为这批孩子举办了毕业典礼，发了性健康教育课程结业证书，“他们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希望我们的教育对他们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