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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帕提诺23日对外证实，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向该国提交避难申请。
“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后会出现什么走势以及斯诺登的最终命运如何，都涉及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大问题，即人类设计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如何与技术互动，是前者控制后者并促进技术向良性发展，还是后者摆脱前者的控制而让人类文明走向歧途——公权力通过技术无孔不入地监控公民的一举一动，并维持其专横甚至邪恶的统治。
早在1943年，刘易斯·芒福德出版《技术与文明》时，就把跨越长距离的瞬时通信归纳为新生代技术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包括有线和无线通讯的电报、电话以及电影和录音。芒福德当年凭直觉认为，新生代技术尽管有很多优点，但带来的危害似乎要大于其优点。29年后的“水门事件”，以及后来东德用无线电和窃听器等监控1/3国民的行为，再到今天的“棱镜计划”，都验证了芒福德的预言。
尽管“水门事件”是一次技术对制度的僭越，但结局还是可控的，因为制度纠正了技术失控的错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三项罪名投票通过了对尼克松的弹劾：（1）尼克松亲自参与和指示其下属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对法律的实施进行了有意的阻挠，违反了宪法赋予的职责；（2）尼克松滥用职权，以非法手段对公民进行调查打击，侵犯公民权利，违反了就任总统时的誓词；（3）尼克松无视国会要求交出磁带和其他证据的命令，严重阻碍了弹劾工作程序。
如今，从“棱镜”计划被披露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发展的现代监控技术已经在威胁我们的文明，正在摆脱制度和法律的有效约束。
这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隐性监控的行为，一般不会让监控者有羞耻感和罪恶感，出于羞耻感和罪恶感站出来揭秘的，只有斯诺登和维基揭秘者阿桑奇等极少数人。因此，这种情况能避免出现史塔西（Stas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监控计划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都陷入深深的良心自责和伦理失落的打击，甚至有一对暗中互相出卖的夫妻因此双双自杀。
此外，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棱镜计划”也更具效率。在史塔西最为厉害和有效的时期，如果算上线人，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远高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也即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但是，“棱镜计划”只需要为数并不太多的人，操控各大网络巨头与各大手机服务和运营商，就可以轻松监控每一位公民。这让监控1/3国民的东德相形见绌。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监控也更为隐秘，而且信息技术越先进，公民的隐私就越危险，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监控中而不知情，于是人们会把这种非法监控当作生活的常态。“棱镜计划”被曝光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美国公众支持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话记录行为，而41%的人不支持；62%的人认为愿意放弃隐私而让政府去抓恐怖分子，而34%的民众认为隐私不可侵犯。
这起监控事件曝光后，奥巴马曾向民众保证绝对不会滥用监控职权，必会“依循法律规定”行事，若向法院申请授权而未能提供理据，NSA称不得监听美国公民的通话。但斯诺登曝光的相关密件显示，FISC（美国境外情报监督法院）曾批准，NSA可在涉及恐怖主义或犯罪威胁等特定条件下，毋须特别授权，使用及保留“意外”搜集获得的美国公民在本土的通讯资料。而FISC的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因此，NSA可以自行决定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监控对象，毋须听从法院或上级机构指示。
显然，“棱镜计划”改变了文明的理性设计，即监控和监督是相互的。尼克松之所以因“水门事件”辞职，是因为民众还有监督总统的权利。但是，“棱镜计划”体现的只是一边倒的非对称监督，即政府监控民众，由于信息技术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便是技术公司也必须听从政府指令，公民却无法通过信息技术监控政府。
这种高精尖信息技术下被监控的生活，会是美国公众所需要的技术和生活吗，是技术必然将促成的人类文明吗？
张田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