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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有关武汉城管的争议新闻总是成为舆论焦点。从“眼神执法”到“鲜花执法”，从“举牌执法”到“体验执法”——在一场名为“城管革命”的改革中，有关部门努力寻找暴力执法之外的执法手段。但似乎，这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改变城管污名化的现实，反而遭致更大质疑。
这段时间，武汉市城管像是骑上了脱缰野马，在舆论场里狂飙。
大约半个月前，有网友发现一名来自武汉市洪山区的城管工作人员，白天穿着制服执法，晚上却在武汉市繁华地段摆摊。此事一经曝光，洪山区城管局回应说，这名城管人员和另一名工作者是在“体验执法”。
当公众还沉浸在对“卧底”城管的争议声中时，有关武汉评选“最差城管”的新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据悉，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正在起草《城管队员履职手册》,全市每年将评选出20名优秀城管队员，考核后交流提拔重用，同时评选出10名“最差城管队员”，情节严重者将被辞退。
接踵而来的质疑声让武汉市城管会新闻宣传负责人深感委屈。此前，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
“有创新就有争议。我们不怕争议，只要能把城市治理好。”对此，武汉市城管会副主任朱建华平静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不管城管做什么，好像错总在城管
“不管城管做什么，好像错总在城管。”参与“体验执法”的桂文静表示不解。一个月前，他和同事杨希扮成小贩，希望能够感受被执法者的生活。
这名有着10年工作经验的城管执法人员表示：“每天都处理占道经营，从来也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深入进去，或许对执法有所帮助。”
他把这个想法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希商量，两人一拍即合。汇报到局长处，局长立即表示赞同，并与局党委书记合计，叮嘱二人“秘密”进行，同时，还建议他们观察城管执法队员的执法行为。
对于这种创新行为，洪山区城管局党委书记李运祥并不陌生。早在2011年，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对占道夜市排档进行整治时，就采用了“眼神整治法”。当时，大约50名执法队员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最终两桌食客先“顶”不住结账离去，老板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
2012年，洪山区城管局又尝试了“鲜花执法”。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属于违规经营，城管在上前纠正后，临走时还送上一枝红玫瑰。
这些举措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城管革命”。2011年，武汉市发起旨在改变城市形象的“城管革命”。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唐良智承诺：“3个月环境明显变化,年内城市大变样,3年要达到国内一流。”
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城市综合管理纳入市政府对区政府的考评系统中，并有相应的考评机制。其中占道经营是很重要的考评内容。另外，非执法类的环卫等也是考核内容。此前，武汉市组建了“大城管”的管理格局，除原有的执法权力外，环卫、市政设施等也归城管局管理。
“压力很大。各区都要各显神通，把城市管理搞上去，不然要被问责。”李运祥笑道，“每次考评时都提心吊胆。”
洪山区是武汉市最大的一个区县。在这片2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摊贩占道经营始终是令城管局头痛的事情。身为党委书记的李运祥希望自己的两名部下，能拿出一个对占道经营进行科学管理的方案。
5月13日傍晚，桂文静和杨希提着从批发市场用500元买来的发卡，到洪山区一个繁华的地方摆摊。第一次摆摊，他们成交一笔，赚了一块钱。后来，他们辗转于洪山区的繁华地段，还有一少部分时间，是在别的区。原因之一是桂文静怕被同事认出。
每次体验后，二人还分别将每天的观察，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
他们摆摊销售的商品，为发卡和杯子。33天下班后摆摊的“体验”，他们赚了“不足500块”。“体验”终止后，洪山区城管局内部又捐了部分钱，凑够1000元，捐给洪山区一名卖红薯的小商贩。
原本为期两个月的摆摊“体验”因6月15日的一则微博而中断。这则微博指明了桂文静的身份，从而引来各路媒体记者的关注。有人称桂文静和杨希此举为“卧底”，还有人将其行为认定为“作秀”，甚至有人质疑两人日记的真假。
对此，二人甚感委屈。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杨希甚至流泪了。
无奈之举，我们左右为难
桂文静极为讨厌“卧底”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叫法把城管人员和小商小贩放在了“对立”的位置，“我们其实是在找方法，而不是打击他们”。
事实上，这个男人一直为自己城管的身份纠结。
这些年，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武汉也不例外。在武汉市徐东平价广场卖打火机的男子说，他经营的通讯店，因灯箱广告占了道路和城管发生争执。
“我老婆怀孕7个月了，被一个城管照着肚子踢了一脚，后来流产了。”这名男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随意打听街头的摊贩，很多人都能说出几起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水果被城管没收，烤具被城管扔到车上等。
“一提起城管，好多人都咬牙切齿。”桂文静讪笑着说。他就经常因“城管”的身份，被朋友戏弄。
经常有朋友问他：“文静，今天又缴获多少钱？”虽然一句玩笑话，他还是感觉不舒服。
桂文静妻子经常开城管丈夫的玩笑。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你就说是保安。
在客串“摊贩”时，桂文静和杨希也对“城管”一词敏感。有一次，二人正在晚上练摊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城管来了”。两个搭档立即收摊，仓皇而逃。在逃的过程中，练摊的发卡丢了很多。杨希要去捡，桂文静则劝说：“快跑吧，不要捡了。”
“我们比真正的小贩还紧张。”说起这事，他笑了。
城管的这种形象，朱建华称其为“城管的污名化”。
在“城管革命”中，文明执法是一项重要内容。各区城管局内部都有考评和问责机制，并实施“三步式”执法程序，即“教育规范——限期整改——依法处罚”。朱建华也曾公开强调：“坚决反对暴力整治占道夜市。”同时，武汉市城管会还呼吁社会对城管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据李运祥介绍，该局就有两名中层干部，在执法中处理方式不当，从而被问责，调离执法岗位。
“一提起城管，好多人都咬牙切齿。”李运祥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武汉城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执法方式。除了“眼神执法”和“鲜花执法”，武汉市江岸区城管执法人员还进行过“举牌执法”。牌子上写着“亲！吃路边摊不卫生哦！”、“色素、致癌物、香精、化学添加剂，童鞋！你能hold住吗？”等流行体语言。城管队员排着队，举着牌子在占道经营的摊主和食客附近来回走动。
“无奈之举。”朱建华叹息道，“我们左右为难。比如占道经营，管吧，有人指责我们断了别人的生路。不管吧，城市太脏太乱，也有人指责我们。”
尽管遭到社会的种种质疑，但一些摊贩、店主还是能感受到明显变化。那名卖打火机的男子，去年还经营着通讯店，也是因灯箱广告占道问题，一名城管“说话粗暴”。他一个电话打到城管热线。第二天，城管局一名干部带着这名队员登门向其道歉。
“武汉城管的形象确实改变很大。”这名男子感慨道。
我们饱受质疑，但不放弃探索
执法手段的多样化，朱建华并不满足。他和武汉市城管会的领导还有更大的构想。
朱建华总结道，城市管理“五个没有”：没有统一法规、没有统一自上而下的管理部门、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没有统一的管理队伍。因此，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管理者，一管又容易产生冲突。”朱建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饱受质疑，但不放弃探索。”
近年，武汉市城管会积极推动城市管理机制建设。去年11月28日，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武汉市第一部城管“母法”，即《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次年，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各区城管局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变化：经费充足。每个城管局，都雇佣有相当数量的“临时工”，即“协管”。仅洪山区，就有近600名协管。每名协管的月工资为1500元，并有“五险一金”。
早期，武汉一些县区及街道的城管，没有充足的经费。在朱建华看来，一些城管为维持运作，不得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收”。
作为武汉市城管会的一名负责人，在推动城市管理改革时，朱建华深感“压力大”。
有不同的领导人评价武汉，一说武汉像个“大县城”，另一说像个“大工地”。
在过去的多年中，武汉市年年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当湖北省别的地级市前后获此殊荣后，省会城市武汉始终与其无缘。出去开会，一提起这个话题，朱建华感觉有些难堪。领导问起来，他也“不知怎么回答”。
“相当于嘲笑我们的管理水平。”朱建华笑笑说。不过，他也坦言，与城市发展相比，武汉的城市管理水平，至少落后“10到20年”。
尽管一些改革得到认可，但对于目前的占道管理，依然找不出好办法。洪山区城管局，曾与一家单位商量好，将其空地辟出来，让小摊贩入内经营。“运行了一阵，摊贩不乐意，现在很少有摊贩。”洪山区城管局党委书记李运祥叹息道。
朱建华也在想办法。他很清楚，对摊贩的管理创新，总会引起社会关注。
“以后我们也许还会受到质疑，但我们在前进。”朱建华站起身，“能把城市治理好，才是我们的目标。”
而“一夜成名”的桂文静和杨希却不太承受得住舆论压力。杨希现在出门就要戴墨镜，怕被别人认出来。桂文静则开始拒绝接听陌生人的电话。他的额头上，至今还有一道伤疤，那是前几年，他在处理一宗违章建筑时，被户主用斧头击中额头，当时缝了17针。
本报记者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