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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化是欧洲社会散漫而缺乏活力的典型写照。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一项对匈牙利商人的民调得出这样的结论。
过去50年，欧洲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口，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是略有上升，但年龄结构已日益老化。1900年，世界人口的21%生活在欧洲；1950年，这一比例降至12%；2050年，生活在欧洲的人口将只占世界人口的5%。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以及高企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但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欧洲越来越多地将问题归咎于移民，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考虑改变人口趋势以及目前全欧洲对待移民的态度，以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欧洲能劳动的年轻人口将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没有劳动能力且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的社会开支将越来越大。
欧盟的困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由此带来的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反思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博弈的困难。欧盟是多层治理的产物，欧债危机更凸显其博弈的困难。从全球层面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参与治理欧债危机；从欧洲层面看，非欧元区国家除了英国、捷克外都签署了财政契约；从欧盟层面看，欧盟被置于解决欧债危机的风口浪尖；从欧元区层面看，发行欧元区债券的冲动一直存在；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公债是欧债危机的源头；从地区层面看，发展不平衡成了欧元区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民众层面看，民粹主义导致各国政局动荡，对抗欧盟治理。欧债危机治理需要在这六个层面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
多重博弈之殇，又体现在政府与人民的背离。
其二是周期的错位。选举政治周期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匹配，理性选择受制于感性因素，是欧债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欧元逻辑与欧盟逻辑不匹配，是周期错位的又一表现。欧元是世界货币一极，但欧元区治理受制于欧盟政治。欧盟在重大问题上实施“一致表决”通过原则，成员国更动辄要搞全民公投，这种决策周期错位常常导致欧盟机制失灵，损害了欧元作为世界货币一极的地位。
其三是先进的落后。美国重返亚洲，欧洲很受伤害，事情本身也见证了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边缘化，反映了欧盟缺乏应对全球热点的能力与雄心。欧盟发展战略最大的失误是秉持线性进化论思维，以“贵族—仆人”关系看待世界，不愿脱下“贵族”的长袍与“仆人”赛跑，结果在竞赛中被“仆人”远远甩在了后头。欧盟倡导的包容性发展局限于欧洲内部，无力包容世界，又不愿为世界所包容。在“救助欧洲”问题上，这种内心纠结就更明显了。明明是“差钱”而有求于中国，却又指责中国收购欧洲。
其四是生产与生活的矛盾。欧债危机典型反映出相关国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匹配。在国家层面，希腊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维系奢侈的生活方式；在地区层面，日耳曼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补贴拉丁区，引发了地区矛盾；在国际层面，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以维持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其五是一体化的不确定性。丘吉尔曾这样定义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当有人在早上6点敲你门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送奶人。”换言之，民主意味着确定性和小康。如今，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西方民主不得不受牵连。尤根·哈贝马斯曾警告：“如果欧洲一体化计划失败，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多久之后才能再次实现今天的状态。回想一下1848年的德国革命：当革命失败时，我们花了100年时间才恢复到同之前一样的民主水平。”的确，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却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这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体制性根源。为何不能统一呢？原因就是欧洲一体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妥协产物，不能一步到位。这与美国一开始就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和一部宪法而运作至今，大相径庭。这也解释了美欧债务危机表现迥异的制度根源。
总之，欧盟近些年来的困境深刻揭示出欧盟的三元悖论：主权独立、平等和联合，不可能同时实现，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主权联合客观上削弱了主权独立性，并导致主权实质上的不平等。欧盟的困境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也是全球化问题在欧洲的折射。欧盟的前途不能局限于一体化，而应该放在开放的地区一体化背景下，实现欧盟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的转变，通过制度创新，重新塑造欧洲的比较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