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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河北省武安市伯延镇时，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导演陈力向当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打听：你见过周总理吗？“见过见过，人不赖，可亲切了，就在这道上走着呢。”这样的描述，像是在说村子里的一个乡亲。就这一句话，让陈力的心着地了，周恩来的形象变得平实而亲切，因为“连老乡都特别自信地把总理和他们变成一种平等关系”。
但凡是生活在这个镇子里的居民，甭管大人小孩，都知道周恩来。每年5月3日到5月7日村民们会自发地纪念周恩来。这种深刻的情感是因为1961年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曾亲自来到伯延调查灾情。所以老人们还留着当年周恩来到伯延时的照片，也常说说当年和总理在一起的故事。陈力说：“伯延的人长寿，他们觉得特别幸福，因为总理来过。”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从创作剧本到拍摄完成至今是一年半的时间。为了拍摄这部电影，陈力走访了伯延的家家户户，自己“盘腿一坐就和老乡们聊起来，很快就成为朋友，他们什么都愿意说”。每个上了岁数的老人都能给她讲上一段当年的故事，那些真实故事从老人的口中，从他们的眼神中，从曾被周恩来抱过的孩子身上，甚至从一碗拽面中被还原。
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刚刚进村口，周总理看看大家问公社干部：“我们一路上过来看见树上的叶子都没有了。”说着又抬头远处望去：“这里的叶子也不多了……哪里去了？”一干部抢着回答：“羊……让羊吃了……”路过的小女孩听到便反问：“羊咋上得了树呢……要人上去撸。”
周恩来曾去一个小学教师家探望，老师看到总理来了要找鞋下地，总理就帮他把鞋拿来要给他穿，却发现，老师由于饥饿脚浮肿，鞋竟然穿不上。
为了让周恩来吃上一碗拽面，老奶奶不惜卖掉自己的寿材去换半袋面粉……
这些曾经真实发生的故事，让周恩来在伯延的四个昼夜愈来愈贴近本真。陈力解释说：“那年是调查年，中央领导几乎全部深入一线调查了。他们跟百姓一条心，要把心掏给百姓，不把这种‘真’体现出来，这部戏就是假的。”
为了让这部电影更“逼真”，陈力不光搜集周恩来在伯延时的素材，也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及主要人物的生平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于是这部电影在充分准备后得以开拍，然而她没料到，在拍摄过程中，当地的百姓竟将对总理的深情投入到这部电影中。
不少观众对片中的群众演员的表演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当地人，自发前来表演。”陈力说。剧中扮演连弟的小演员就是如此。刚4岁的她并不听话，陈力本想换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可小演员的母亲得知后却哭了，她特别希望孩子能在表现周恩来的电影中表演。这种真情打动了陈力，因此，才有了银幕上的连弟。
即使没有参演的老乡也关心着这个剧组。“老乡给我们做拽面、油饼，发现我们没拍完，就捂着，等着。后来我们跟村民就像一家人，关系特别好。”陈力认为这种情感源于乡亲们认为电影是在帮他们圆一个梦。
最后，这个“梦”不止感动了当地的百姓，也感动了更多的观众，甚至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陈力仍记得在邯郸点映结束后，那些10岁出头的孩子哭红了双眼，他们说“那个时候的人连饭都吃不上，他们还那么快乐。周爷爷太亲切了，那么理解人。其实爷爷奶奶他们那个年代挺温暖的。”在孩子们眼中，中国梦就是“大家要有温暖，要想到一起，一起向前走，把祖国建设的更好”。
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首先是故事生动。“拍重大历史题材电影，难在要如何让观众喜欢看，而不是要表现历史。先要讲一个鲜活的故事，而不是把重大历史题材放在前面。”此外，陈力认为：“这个电影是好和更好的矛盾，总理好，人民更好。那时大家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过来，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仰积淀得很深。有一个情节在电影中没有表现，当时总理去的时候有人准备迎接，总理说这样不行，你们这样做谁还愿意说真话？”陈力表示，民心向背定兴衰，影片中周恩来真诚关心百姓的疾苦，受到百姓的爱戴，正体现出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这也是电影深入人心的原因。
陈力始终坚持拍摄充满正能量的电影，即使票房成绩不好她也坚守。“至少我拍这样的电影，年轻人、孩子们不会看不起我，而且渐渐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坚守，因为祖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在陈力看来，创作人员得不到观众的尊重才是最大的失败。因此，陈力坚持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拍电影，这是她的电影风格。
剧组结束拍摄之后，陈力没敢和乡亲们告别，因为她“害怕分别时的伤感”。后来群众演员习惯性地去原来的地点集合，他们忘了剧组已经走了。后来伯延的刘顺元书记给陈力打电话说大家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这部电影永远拍下去。“从我内心来讲，一定还会想念这个地方。”陈力不无伤感地说，而乡亲们和陈力所怀念的，大概远不止这部电影。
撰文：张黎姣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