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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颁发退位诏之夕，两位传统士大夫郑孝胥、恽毓鼎枯坐书斋，为之痛哭流涕。是日，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曰：“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
另一位遗老罗振玉曾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王忠悫公即王国维。当时与罗振玉同在学部任职。王国维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人一样下定决心终老林下，以竟遗老之志。
王国维是近代国学大师与知名遗老，当下关于他的传记已属不少，但多数作品都注重于作为学者或遗老的王国维，而忽视了其“知识人”的角色。最新出版的周言的《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在周言看来，“以学问家来定义王国维，显然过于狭隘。这位至今依然在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学者，乃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国维便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随后又预言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民国以后，王国维的诸多预见也颇有见地。如，在一战进行中即表示，“欧战不知何时了，战后纽约恐将代伦敦而执天下之牛耳。”只是王国维的议论多在书信中体现而少有闻者。
无独有偶。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言中同样对王国维的天才预见大加褒扬：“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周锡山所说的这个预见，即罗振玉后来追思王国维的所发感慨。当时，几乎遗老们包括刘廷琛、罗振玉、陈曾矩等人，均对俄国十月革命抱有极深的戒备，对欧战后共产主义东来之趋势满含忧虑。1924年，王国维在上书溥仪的奏折中即以决然的口吻表示：“我昏不知，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
1924年，国民党联合苏俄拟行北伐，北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行逼宫，王国维沉痛地记述了溥仪出宫的过程：“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1927年北伐军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而殉，死前留下一份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关于王国维的自杀原因，历来颇具争议，其中“逼债说”、“剽窃说”均涉及王国维的旧友兼引路人罗振玉，而后者或因投敌为汉奸而声名有所污化。更有学者认为，王国维遗书中说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乃是冯玉祥逼宫及北伐军兴后湖南大儒叶德辉被杀引发的震动所致。
梁启超即在家书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其实并未死——编者注）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也认为，“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
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在为其伪造的遗折中痛言：赤化将成，神州荒翳。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可以理解为传统道德与文化日渐沉沦的又一抗议。至少在王国维身上，更多的是一份沉痛的责任感，但其中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情操却令人不敢俯视。
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