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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冈，有两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
就在今年年初，一部青春偶像电影《全城高考》上映，电影的拍摄地就是黄冈中学。“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这个片名，用来形容黄冈这个城市太贴切了。”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说。
位于大别山区的黄冈市，GDP一直在湖北省处于下游水平，其下辖的9个县级行政区中，有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缺钱，教育行政部门缺钱，学校也缺钱，使得教育的发展常常陷入死胡同：任何项目的投入都需要地方配套一部分资金，黄冈的地方财政却捉襟见肘。用当地一位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话说，“没有人不重视教育，但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经费缺乏导致外出参加奥赛培训吃紧
在黄冈中学（以下简称黄高）的一些教师看来，学生奥赛成绩的下滑，除了与优质生源的流失有关，也与经费的缺乏不无关系。
作为竞赛教练，曾献智最发愁的就是培训经费。由于奥赛涉及的多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内容，如果不到高校进行培训，很难取得好成绩。奥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在实验考试上，对培训的需求体现得尤为迫切。虽然黄高有专门的竞赛实验室，器材也不少，但仍然无法购置一些大学的实验器材。即便购置了器材，教学水平和手段也不一定跟得上。
每年，湖北省竞赛委员会和一些培训机构都会组织相应学科的竞赛培训。因为黄冈本地只有一所本科院校——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要培训只能去外地。培训大多在中国科大、浙大等高校举行，距离近一点的也是位于武汉的武汉大学、华中科大、华中师大等高校。
要去外地，就面临着培训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考验。据一位学科老师估计，黄高每年投在单科竞赛上的经费要10万元左右，4门课加起来至少要三四十万元。这笔钱也只能供学生每学年参加一次培训。其中，培训费用由学校负担一半，另一半要由学生自己承担。20天的培训费用一般在4000元左右，再加上吃饭、住宿，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徐辉曾经担任物理竞赛教练。他认为，与武汉市的几所重点中学比较，黄高的学生理论成绩并不差，但实验技能不足的问题相对突出。这是因为武汉的中学利用地理和经济条件的优势，可以经常组织学生去大学实验室参加训练，并且大力更新实验设备和设施，而黄高没有这个条件。
教辅的收入没有进学校的腰包
一套名为《黄冈小状元》的辅导书，正在北京的学生家长中卖得火热；在全国各地，《黄冈密卷》、《黄冈兵法》等教辅材料的销售也长盛不衰。这些打着黄冈旗号的教辅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它们都来自黄高，黄高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
教辅材料曾经是黄冈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黄高的几任校长都曾公开辟谣：“黄冈密卷”不是黄高产，并称学校的老师从来不编写或者极少编写教辅材料，黄高并未从这些教辅材料中获得外界想象的收入。
2004年，夏浩从黄高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同学得知他是黄高的毕业生时都会说：“你们学校出的书可真多啊，高三时都快把我给累死了，回去叫你们老师少出一点！”每当这时，夏浩总是要“第几百次地”回答说：我们学校真正出的书只有几套，其他都是别人借着学校的名声出的。
黄高前任校长陈鼎常曾为此不遗余力地“打假”。他多次强调，黄高官方出的辅导书只有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黄冈中学考试卷》和《黄冈中学作业本》，其余所有挂名黄高的资料都是冒牌货。
目前，在外面卖的最红火的《黄冈密卷》，实际上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王后雄主编的。王后雄是黄冈人，毕业于黄冈师范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曾是黄冈市下辖的黄州市一中（现团风中学）的教师。王后雄集结了一批黄冈籍的教师从事“密卷”的编写，这些教师绝大多数并非出自黄高。
在同类教辅中，这些“密卷”、“兵法”的发行量长期处于数一数二的水平，获得的利润层层分摊给了出版社、经销商、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教师，黄高或教育行政部门却得不到任何利益。一位曾参与编辑辅导材料的教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教师能够获得的报酬也很少，绝大部分利润被书商赚走了。
面对黄高几任校长的打假，王后雄本人却觉得自己是为黄冈教育做了件好事：“在全国教辅的竞争力上，曾有‘北海淀’‘南黄冈’的说法，足见黄冈教辅的影响力。北京海淀区舍得大投入搞教辅，湖北为什么不能抓？黄冈系列教辅应该当成湖北省一个重点文化品牌来抓。”
“黄冈式教学”不再是创收的源泉
几名黄冈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学校的教师也都对记者感叹，黄冈教辅没能来得及打响官方品牌，从而错过了发展机会。不仅如此，教师个人借“黄冈神话”创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10年前，“黄冈神话”名声在外时，有很多出版社、培训机构来找黄冈的教研员和教师编写教辅材料、去外地讲课和做报告，这几年则渐渐少了。
根据当地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说法，归纳创收机会变少的原因：一是2002年以后，各省份逐渐开始高考自主命题，黄冈教辅不再适应各个省的命题要求；二是2004年后，各省分批开始“新课标”改革，湖北省未能及时跟上，也使得黄冈教辅的价值式微。
在“全国卷”时代，黄高的教师中有不少都会被选做高考的命题人和阅卷人，学校也一度允许高三年级组通过对外发售内部试卷创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而随着高考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黄冈的“密卷”、“宝典”不再具有普遍价值，一些征订考卷大省的订量显著下降。
另一方面，其他省份进行的“新课标”改革，使得旧的“黄冈式”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难以适应要求，黄冈教辅遭遇冷落。2009年，湖北省才作为第六批省份进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此前，全国已有5批共19个省份先后开始课程改革。2007年，就有山东媒体报道说，《黄冈密卷》在当地“失宠”，原因即是黄冈试题已经无法满足山东考生对新教材的掌握和应用。
2008年，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在研究“黄高神话”时，找到了时任黄冈市教育科学院院长董德松和特级教师黄干生。当时，董德松就谈到，在历次教育改革的实验中，湖北总是不居前、不落后，但在“新课改”中却落后了。在“新课改”的要求面前，黄冈的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不适应，其中，教师在学科和知识结构上的不适应显得尤为突出。
“过去，黄冈的教育是全国的领头羊，我们经常被请到全国去介绍经验、讲学；现在不行了，很多省市区都已实行了新课改，你讲的那一套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相反，我们要去请人家来介绍经验、讲学。”黄干生说。
负债导致生源质量和教师待遇下滑
如果要问黄高最缺什么？整个黄冈教育最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一样：钱。
以地方“两费”（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来做比较：2009年，朱正国任黄冈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时，黄冈市一年的“两费”才800万元。经过几年的增长，2012年翻了几番之后也只达到3500万元。“两费”由地方税收开支，因此也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对比省内其他城市，武汉市的“两费”早在几年前就突破了10亿元，位于鄂西的宜昌市也在2亿元以上。
在黄冈，学校负债是普遍现象。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说，经过撤并之后，黄冈市现有72所高中，债务总额达95亿元。
黄高的不少教师都觉得，历史上的两次规模扩张给学校背上的债务，是限制学校发展的一大原因。上世纪90年代末，黄高花800多万元买下了老校区附近的50亩造纸厂，4年后又将这块地卖掉；2004年，重新在城东新区建设新校区，新校区共投入3.5亿元，学校因此背上了1亿多元的债务，每年的利息在600万元以上，收入只勉强够还利息，无力偿付本金。
“这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不得不扩大招收择校生的比例；二是教师待遇上不去。”王建学说。扩大招收择校生的名额，使得生源整体质量在下滑；而教师待遇上不去，造成的就是骨干教师的流失。
在新校区建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高教师工资条上的数字几乎是静止的。这种情况到2011年才有所改善，王建学记得，2011年3月，现任黄冈市委书记、时任市长的刘雪荣将他和新上任的黄高校长刘祥找去说：“一定要让黄高轻装上阵。”从去年到今年，黄冈市政府先后两次拿出5000万元替学校化债，并解决了100个教师的编制问题。随后，教师待遇才有所提高，教室也终于装上了空调和电子白板。
“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投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最大的投入，也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王建学说，“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个好的氛围，让教师能够安心在本地教书。”
如今，黄高的骨干教师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已经比黄州城区的平均工资高了许多，但与大城市的工资水平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这么多年来，黄高确实受了一些‘内伤’，包括搬迁新校区的影响，也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刘祥说，“我们需要养精蓄锐。”
“黄冈神话”的秘诀曾经被形容为“三苦”——“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帮。”袁小鹏说，“三苦”模式如今越来越走不通了。“过去说穷文富武，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拼苦力、死读书，不需要借助外在的条件设施，也不需要眼界的扩充，读好书就够了，但现在就不行了。”
在湖北省的另一个“穷文富武”的典范——钟祥，不久前发生了一起围攻高考监考老师事件。不少钟祥本地人都辩护道：凭什么武汉有那么好的教育条件，钟祥人就只能做建筑民工？钟祥最好的特级教师纷纷调去武汉，最好的屏蔽仪、最严格的监考老师从武汉调来，这样公平吗？
“近几年，说要减轻学生负担，我感觉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农村学生的条件越来越差，机会越来越少。”59岁的黄高特级教师王宪生这样觉得，“基础教育已经逐渐摆脱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开始进入城市引领农村的阶段。现在都在说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教育能够实现公平，我一辈子都在期待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