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的兄弟敬礼 为今天的结果敬礼

    符国仟终生所想的，莫过于获得一名军人应有的荣誉，并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正常生活。

    在过去的64年中，他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政治犯”。为此，有15年时间，他在囚牢里度过；有21年时间，他没见过自己的妻儿。家人也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受尽磨难。

    他是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原国民党军队上尉。1981年退休时，他不过是工交二类三级工。而在他的同学、甚至学生中，已经有人当了将军。

    过去的多年中，这名老兵本已放弃希望。这些天，他重获为荣誉而努力的信心。近日，民政部称，应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

    “我别无所求，只要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符国仟说。今年93岁的他，讲话已经含混不清。

    罪犯

    60多年前的老照片挂在墙上。身着军服的符国仟翘腿坐在一张沙发上，长发的妻子同样翘着腿，坐在沙发扶手上，双手轻搭着他的双肩。那时他英俊潇洒、意气风发。

    而眼前的这位老人，背驼了，耳背了，眉毛花白了，肌肉松弛了，站着时身体会微微发抖，实在无法与照片中的年轻军官联系在一起。

    1949年5月前，符国仟是一名上尉军官；之后，他成为政治犯。这个身份，就像幽灵一样，让他和家人背上一生的重负。

    老人本是泰国华侨。他的父亲在泰国颇有实力，经常为国捐资。在父亲的影响下，1939年，年仅19岁的符国仟怀揣“杀敌报国”的理想，辗转来到中国大陆参加抗战。次年，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17期学生。1943年毕业后，他受命执教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担任射击和爆破方面的教练。

    抗战胜利后，符国仟被调至北京，很快结婚。婚后，他调到大同铁路警务段工作。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上尉军官符国仟交出炸药和枪械后，被解放军控制。妻子抱着刚出生的二儿子探望他一次后，他就从妻儿视线中消失了21年。

    “我在重庆的工作是抗战，也没和共产党发生冲突，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政治犯？”老人回忆。他不时摆摆手，有时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符国仟颤巍巍地起身，从腰间解下钥匙，打开一顶立柜的锁，从衣服包裹中摸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不少关于他的材料。

    一份他于1989年复制的材料中写道：对符国仟进行教育后，他“对其组织系统与以往反功（共，记者注）事实均未吐露”，希望天津市公安局继续“考查处理”。落款日期为十一月十二日，没有年份。

    最后，符国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半。1952年，他被押送到新疆伊犁地区改造。老人称，他没有收到过判决书。“可能因为我是华侨，要不然就枪毙了。”符国仟说。

    1964年，符国仟被释放，留在关押他的地方当工人。1970年，符国仟找到自己的家人，并首次回北京探亲。11年后，符国仟退休。在家人的帮助下，他于次年回到北京定居。目前，他每月的退休金有1700余元，社保医保等关系，仍在新疆。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近年来一直从事国军抗战老兵的救助工作。据他估计，像符国仟这样的政治犯和其他一些未被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大陆约有两万余人。而目前，龙越基金会等救助老兵的机构或个人，仅找到1000多人。

    “这些人大都生活困难，妻离子散。由于他们的身份，还给家人带来不少灾难。”孙春龙说。

    他曾在云南碰到一名四川籍老兵。老兵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孙春龙告诉他，妻子有可能改嫁了，找到她要做什么？老兵回答，自己只想和妻子说声“对不起”。

    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他盯着孙春龙足足看了有一分钟，然后说：“宝宝。”

    牵连

    就在符国仟被“考查处理”期间，他的妻子，一名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回到北京，投奔到妹妹家。

    不久，一家3口，住到报国寺一带的大车店里，靠变卖首饰度日。符国仟现在的家，就是在大车店的基础上翻盖而成。这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小房子，摆放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以及一顶立柜，活动空间所剩无几。

    后来，街道安排符国仟的妻子到一家钢厂当工人。她在钢厂表现很努力，经常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这是自保，不然一家子过不下去。”符国仟的大儿子符胜利说。

    在符胜利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即使到春节，母亲也没钱买定量供应的白菜和肉。为让孩子们吃上一顿饺子，母亲用6颗白菜的购物券，换别人两颗白菜。她再买点白菜帮子和猪油渣做饺子馅。

    符胜利读完小学3年级就辍学，靠捡煤核、卖冰棍以及摆小人书摊赚钱补贴家用。

    他的父亲符国仟，是母亲一直不愿提起的人。母亲常常告诉孩子：“有人问你们的爸爸是谁，你们就说没有。”但符胜利常在半夜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有时，他还看到母亲借着月光，抚摸父亲的照片。

    而符胜利，因为父亲，也没少和别人打架。他的身上，留有多处伤痕。

    文革开始后，符胜利与母亲一起，将父亲的物品全部埋在家附近的河滩中，“像特务一样”。那段时间，夜里母亲一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会立马坐起来，问他家里还有没有父亲的物品。

    “我有苦说不出，也没人听我说。”说起这段历史，66岁的符胜利一次次掉眼泪。在一家小饭馆里，他自斟自饮，灌了几瓶啤酒，几乎不停地说了3个小时。

    父亲符国仟，则静静地看着儿子。其实他根本听不到儿子在说什么。看到儿子掉眼泪，父亲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儿子。他还帮儿子倒满酒，甚至出门给儿子买烟。

    儿子特意为父亲点的红烧肉，父亲也没吃几块。这本是他最爱吃的。

    符胜利长大后，在街道安排下，到一家工厂干活。那时，他的父亲符国仟早已释放，不过符胜利和母亲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可是父亲的影响依旧在。一次征兵，体检全部合格，但政审没过关，符胜利失去了当一名军人的机会。在工厂，他的工作得到领导认可，早早提干，可一直不能担任正职。

    “我有时挺怨父亲。”符胜利看着父亲说。父亲没任何反应。

    几乎每一个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子女，都有类似的遭遇。远征军老兵田庆平，内战结束后就到首钢上班，但他的两个儿子均无法入党。他的二儿子也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参军遭拒。他当年报的是文艺兵，他说自己现在仍是社区有名的“笑星”，

    “我该怨谁？怨父亲？父亲也没错。我只能怨自己倒霉。”田庆平的二儿子抽泣着说。

    救赎

    关于父亲符国仟的过去，直到最近几年，符胜利才陆续公开。尽管符国仟自1982年就回到北京，即便住在报国寺胜利二巷的街坊，也不清楚他的底细。

    甚至符国仟的孙子辈，对爷爷的历史也不清楚。符国仟的妻子活着时，对丈夫的事情守口如瓶。妻子把丈夫的材料锁在柜子中，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太太去年去世后，符胜利才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看到了组织上对父亲的审查。

    帮助抗战老兵的北京志愿者薛刚对此深有感触。“现在还有一些人害怕，不敢公开国军老兵的历史。”他说。

    薛刚曾多次登门拜访北京的一名抗战老兵，都被对方拒之门外。老兵子女对他说：“不要再来了，我们不想卷入任何运动中。”直到现在，薛刚都没见到那名老兵。

    他还听说上海有一名老兵，专程赶到上海。老兵的子女，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他入门。

    “国家应该给予每一个抗战老兵应有的荣誉。”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说，“再不重视，就失去了救赎的机会。”

    事实上，这些老兵中，年纪最小的也有80多了，年纪大的则有110多岁。孙春龙曾接触过一个缅甸的老兵群体。前几年，他统计有30多人在世，但今年他再去缅甸时，发现只有18名老兵还活着。

    今年全国两会上，王敏刚向民政部递交了关于优抚抗战老兵的建议。6月3日，民政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中称，民政部最近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将老兵纳入相应的保障和救助体系。同时，“在举办纪念抗日胜利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王敏刚在收到民政部的答复后，将文件粘贴到自己的微博上，随即引起媒体关注。7月3日晚，民政部门户网站上，出现了一篇《对媒体刊登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重申了《答复》的一些内容。

    这则说明一出现后，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室，每天接到“上百个电话”。

    有一天，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接到一个老兵女儿的电话。工作人员一接起电话，就听到对方哭泣着说：“我的父亲一生都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但他已经去世了。”

    符国仟也知道这个消息。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声向他再次说明时，这位老人也只是“哦”了一声。相反，符胜利很高兴：“以后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了。”

    符国仟不理会儿子的反应。他缓缓地从床上站起来，对着镜子，尽量挺直背，微颤的右手举起来，大声喊道：“为抗日的兄弟敬礼！为今天的结果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