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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一篇英语精读课文的观点曾深深触动过我。直到今天，时光虽已悄然流逝了20年，但那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仍时常在我耳畔回响：历史书中，辉煌现身的常客多数是伟大的征服者，而那些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人却通常不被提及。我们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接好了折断的腿骨，是谁第一个建造了航海的船只，是谁第一个计算出一年的长度，是谁第一个给庄稼地施肥，但我们却知道杀戮者和破坏者。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以至于在许多大城市，高高竖起的雕像大多是征服者、将军和士兵。这篇课文的题目是《文明与历史》，选自《文明的故事》一书，作者是英国哲学家乔德（C.E.M. JOAD，1891～1953）。
即使你现在来欧洲旅游，也能马上印证乔德所说一点儿都没掺假。所到之处，造型各异的雕塑和纪念碑比比皆是。国王、将军和士兵们骑在高头大马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据我个人的印象，形形色色尺码不同的拿破仑雕像比其他征服者都多。
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火炬逐渐照亮欧洲天空，欧洲人从蒙昧的中世纪苏醒过来，涌现出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家们宛如璀璨的明星，照耀着欧洲征服世界的征程。强大之后的欧洲人，不忘给他们带来强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经常用雕塑来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在伦敦可以见到牛顿，在巴黎可以看到伏尔泰，而在布鲁塞尔，也可以看到维萨里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
维萨里斯出生在布鲁塞尔，是一位解剖学家，一些医学史家将他称为现代解剖学之父。在法国文豪雨果流亡布鲁塞尔的故居所在地——布鲁塞尔街垒广场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像，就是为纪念维萨里斯所建。
维萨里斯生于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是鲁汶大学医学教授，祖父和父亲当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御医。他接受的教育很好也很完整，先在鲁汶大学学美术，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医学。
比利时鲁汶大学于1425年建校，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2009年10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这里访问，称赞鲁汶大学为“欧洲10小名校之一”。在校图书馆，鲁汶大学汉学系学生高声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问候习近平，而习近平则向鲁汶大学校长赠送了“中华数字学苑”电子书库。
鲁汶大学图书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在一楼宽敞的阅览大厅依墙而建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摆放着各种伸手可及的书籍。怀抱几本自己喜欢的书，蹑手蹑脚地踏着木地板寻找一个位子坐下，在静谧温馨的知识殿堂里，或阅读或冥思，都是相当惬意和享受的事。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炸弹将图书馆炸毁了两次，而尊重知识的比利时人，又两次将它修好。现在，图书馆已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鲁汶是比利时的一座小城市，离布鲁塞尔约30公里，但它却是享誉欧洲的大学城。大学和城市交融在一起，学生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活气息。有人形象地说，鲁汶大学很大，大到就是一座城市；鲁汶市很小，小到就是一所大学。如果你来鲁汶旅游，除了体会大学文化之外，一定不要错过市政厅。因为，这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哥特式建筑，1448年奠基，1469年完工。建筑上雕满了惟妙惟肖的人物，足可使你流连忘返。
维萨里斯在鲁汶大学求学时（1528～1533年），恰逢该校的辉煌时期，鲁汶当时是全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心。当时，欧洲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便在这里任教。他提倡阅读经典原文，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偶像和权威。这些思想对维萨里斯影响很大，促使他后来勇敢地进行人体解剖并突破传统医学理论。
1533年，维萨里斯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医学。在那里，他开始对解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经常在巴黎圣婴公墓研究人的骨骼。1536年，维萨里斯又转入当时欧洲医学研究最好的大学帕多瓦大学学习，并于1537年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出众的医学才能，维萨里斯一毕业就被帕多瓦大学聘为讲师，讲授的课程是外科学和解剖学。
在维萨里斯之前的1000多年里，古希腊医学家盖伦（GALEN，129～200年）的理论一直在欧洲医学界占统治地位。虽然盖伦当时也进行活体解剖，但他解剖的不是人体，而是猪、猴子和猿等动物。比如，盖伦曾公开解剖活猪。他当众切断猪的神经，向观众解释神经的作用，最后切断喉神经（直到今天仍被称为“盖伦神经”）猪就不叫了。他根据自己对动物解剖的结果创立了针对人的医学理论。
在身体构造上，人和动物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所以，盖伦的理论一部分是正确的。比如，他证明动脉是送血而不是送空气的；他首次研究了神经、脑和心的作用。他认为，大脑具有思考的功能，人们不像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样用心思考。
同时，盖伦的许多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他没有认识到血液循环，而认为静脉系统与动脉系统是无关的。这个观点一直到17世纪才被英国医生、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哈维（WILLIAM HARVEY，15784～1657年）纠正，从而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哈维指出，血液受心脏推动，沿着动脉血管流向全身，再沿着静脉血管返回心脏，如此往复环流不息。
维萨里斯与盖伦则大不相同。他讲授解剖学时，所讲内容是自己对人体进行解剖的结果。在课堂上，他亲自演示对人体的解剖过程，而学生则围在桌子周围观察学习。维萨里斯的这种教学方式，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在当时，教授们上课时只是毫无异议地讲授盖伦的理论，从事解剖实践的则是外科医生。
1543年，维萨里斯发表了划时代著作《人体结构论》。在这部著作中，维萨里斯首次正确地描述了静脉和人的心脏，改正了盖伦关于肝、胆管、子宫和颌骨等解剖结果的200余处错误。此后，随着解剖学的深入发展，近代医学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人体结构论》的突出特点是大量运用插图直观地解释人体构造。插图绘制之精美，至今仍令人艳羡不已。一些医学史家认为，该书插图的价值大于书中文字的价值。
无独有偶，同一年，另一部伟大著作也诞生了，那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之所以说《人体结构论》和《天体运行论》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医学和天文学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标志着现代解剖学和天文学的开始。
除了学术上的革命性外，哥白尼和维萨里斯的观点还与神学观念相左，为当时的教会所不容。因为，哥白尼用日心说否定了一直为教会认可并维护的地心说，而维萨里斯则用他的解剖结果推翻了《圣经》里的一些固定说法。比如，《圣经》里说人身上有一块永不腐烂的复活骨，支撑着人体骨架，而维萨里斯则认为这样的骨头不存在；《圣经》里说，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因此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而维萨里斯的解剖证明，男女肋骨一样多。
有趣的是，哥白尼老谋深算。他知道自己的著作发表后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一直等到临终前才把著作出版。而维萨里斯则血气方刚，著作出版时他才28岁。为哥白尼吃苦受难的是追随者布鲁诺和伽利略，而维萨里斯则亲自受难，他既受到盖伦理论迷信者的责难，也受到教会的打击。
所幸，《人体结构论》出版时，维萨里斯说这部书是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所以，他放弃了对解剖学的研究，转而追随祖父和父亲的脚步当上了御医。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在《文明》一书里讲：1540年至1800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1800年，全世界的平均寿命为28.5岁，但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66.6岁，延长了一倍有余。为什么？现代医学的进步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我们今天享有更长寿命时，千万不要忘记维萨里斯等医学先驱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