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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刊发报道《一个农村妇女因上访被送到精神病院，告赢医院后又告公安局——被上访改变的人生》，引发舆论关注。
农妇吴春霞的一切噩梦都源于2008年小桥街道办事处向蔬菜乡派出所的一个报案。报案称，“吴春霞于2008年4月28日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后，经周口信访局驻京办接回，严重干扰了北京社会秩序。”吴春霞因此被拘留，被劳教，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132天。
“被精神病”是最近几年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含义如其名，意指本非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来治疗。随着“被精神病”的案例不断增加，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精神卫生学界、法学界，乃至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
其实，在吴春霞之前，仅河南就已经出现过多起“被精神病”案例，其中不乏较有影响的，如漯河的徐林东案。
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为帮助邻居跟镇政府打官司，结果被镇政府的有关人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一关就是六年，并被当成精神病人接受相关药物和电击治疗。徐林东后与政府达成调解协议，拿到了30万元的补偿款。
有网友曾这样形容目前的精神病诊断收治程序：精神病医生承担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三重机关的职能，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包括最终入狱服刑，所有的程序全部被精神病院包干，如此不受监督的程序，让“被精神病者”一路绿灯接受“治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曾一针见血指出：“根源就是权力滥用和肆意扩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也认为，媒体不断曝光的“被精神病”事件，有单位和个人的纠纷，也有基层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非正常做法，从近期曝光的不少案例来看，根源则是公权力的滥用。
实际上，根据《刑法》相关条款规定，对真正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政府有义务强制收治。但由于公权力的滥用，鉴定机构不独立，上访者稍有偏激，就可能被认定为“精神病”。此时，上述法律条文就成为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工具。
而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后，“被精神病人”的“病情”是否好转，何时出院，也非医院的医生说了算，而是视“病人”态度的转变。有媒体质疑该做法是“权力行医”的结果，认为“被精神病”成了地方维稳的工具。
对此，一直关注“被精神病”现象的律师黄雪涛说：“一般情况下，公权力机关介入的本意是好的，但警察不能当患者代理人，更不能当住院与出院的决定人。然而，事实往往是，警察行使了住院与出院的决定权。”
那么，如何避免权力行医下“被精神病”这一现象呢？
黄雪涛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精神病人当作公民来看待，确认和保护精神病人的公共权利，这就避免了在‘有病’的帽子下忽略、侵犯病人的权利。”
“哪怕是犯罪嫌疑人，也有很多的权利，可以会见、委托律师，比较来看，非自愿住院的患者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黄雪涛说，作为一个公民，吴春霞的人身自由受到了约束，这种情况下也应有司法救济。疑似精神病人也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来替自己说话。
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已于去年10月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精神卫生法》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
《精神卫生法》明确指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同时，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很多医学界和法律界人士都普遍认为，这部《精神卫生法》得以出台，并且确立“自愿住院原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进步，此前引发激烈争议的“被精神病”现象亦有望终结。
《精神卫生法》在确定住院治疗自愿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况，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了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会对自己以及他人造成伤害。
不过，对于寄希望于《精神卫生法》防止公权力下的“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认为，关键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追究精神病诊断和收治机构的违法行为；二是细化程序，填补漏洞，约束精神病非自愿治疗的部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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