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改革悄然进行中

    7月1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获赔2641.15元。

    先有女儿被迫卖淫而不断上访，后有不断上访而被劳动教养；从2006年到现在，七年时间，纵观唐慧的遭遇，“上访”无论如何都是关键词之一。

    而信访制度的改革也因此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2006年10月，唐慧11岁的女儿失踪。3个月后，历经周折，唐慧将被强迫卖淫并曾遭轮奸的女儿解救。

    这是唐慧“上访”的开始。案子进行的6年中，唐慧去长沙、北京上访了百余次。而按照上访维稳的“属地管理”原则，永州市富家桥镇政府不得不对唐慧上访负责。

    今年1月，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透露，今年将推进以市县两级为重点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到一线和基层实地解决问题，加强督导，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但是，这些做法却是“不得已”的。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永州市信访考核制度也可以一窥端倪。据称，永州当地要求，尽量实现进京、赴省上访零指标目标。永州市零陵区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个访”和“进京非正常个访且登记挂号”的，每人次分别扣4分、8分。对于进京上访的，接到区信访局通知，相关单位24小时内没赶到北京，则扣5分。

    富家桥镇一名干部称，唐慧一直让他们高度紧张。特别是在国家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晚上睡觉都很难，生怕唐慧等重点上访户去了北京。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表示，中央肯定公民有权信访，并试图通过责任追究来促使地方官员解决问题；而地方官员为不被一票否决，在对访民欺哄打压的同时，采取截访和行贿信访官员销号来减少登记量。

    “在计数排名、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以信访为主要内容的‘维稳’已经成为高悬在地方官和基层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在日前的一个论坛上如是说。

    他认为，就信访制度本身来看，客观上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动员、引诱部分民众“信访不信法”，“找大不找小”，愈来愈多的访民采取“闹”的办法来谋求问题的解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要闹到位，无理也得利，成为严酷的现实。另一个作用是诱导和迫使地方特别是基层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不择手段、阴阳并用地控制上访，维护表面稳定。

    “信访已难以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难以向民众提供公平正义。”于建嵘说，信访制度设计上存在的这种严重缺陷，使其预期的权利救济功能和公权力监督功能难以实现。

    “信访部门只是起一个监督、督促有关机构解决问题的作用，它没有能力解决上访人的那些问题。”杨卫东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信访人的问题，还得严格遵循“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只有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和部门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依法办事，才能使信访量有所下降。

    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部门并不受理人大、法院、检察院职权范围，或者已经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程序的信访投诉。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表示，涉法涉诉信访事件交给任何一个部门，都会对司法公信力产生影响，本来就应该通过正常的逐级上诉去解决，但有种种原因造成不予立案等情况，才导致了因此产生的信访行为。

    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估计，实际的信访工作内容中，“涉诉涉法信访已占到信访总量的60%以上”。

    “要化解信访困境，关键在于制度改革。”于建嵘说。

    今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上，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是被明确提出的重点改革之一。最大的变化，是实行诉访分离，将涉及民商、行政、刑事等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而穷尽法律程序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进入终结程序，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卫东表示，这从源头上保证涉法涉诉信访完全在法治轨道内解决，按照法律途径解决不了的或者纳入不了现行的行政复议范围的情况下，才用信访渠道解决，改变目前上访者“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局面。

    于建嵘的建议中，信访制度改革要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首先，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给信访公民松绑，最重要的就是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

    “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于建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