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生丑闻”暴露舆论监督的局限

    当下热点事件中有一种舆论现象值得关注，就是一个地方曝出某个大丑闻后，这个地方常会连续性地曝出多起丑闻，可以称之为“次生丑闻”。比如，某地因一起街头激烈冲突酿成血案，引发举国媒体关注后，也将当地混乱的官场生态暴露于阳光下，媒体跑到其政府官网上找信息时偶然发现，当地政府领导在编制上严重超标。

    血案与“编制超标”本不相关，但血案让当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编制严重超标”的丑闻也被顺带挖了出来，这就叫“次生丑闻”。地震灾难之后会有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地方丑闻之后，举国媒体云集关注接力“扒粪”，官场生态被置于舆论监督的放大镜下，很多平常被掩盖和忽略的问题都被“扒”出来，形成一波又一波躺着中枪的“次生丑闻”。

    冤枉吗？如果是真的，当然一点儿都不冤。问题早该被曝光和揭露，可因为监督机制的问题而被遮掩，成为监督缺失下“沉没的问题”，曝出来对公众当然是好事。虽然具有偶然性和意外性，却也是一种舆论监督的突破途径。“次生丑闻”主要有四种暴露的方式。

    第一种是舆论监督“报复性”的曝光。网友不满某个官员或某个部门的所作所为，但在既有体制下又拿那个部门或官员没有办法，便会采取“报复性人肉”的方式去找官员的贪腐问题。比如看这个部门有没有超标，那个官员戴的什么手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很不争气，根本“经不起监督”。杨达才一被人肉，就查出了经济问题；周久耕一被搜索，就搜出了一堆见不得阳光的破事，从“九五至尊”查出了很多“次生丑闻”。

    第二种是媒体监督“顺带性”的曝光。某地发生一起大的丑闻后，比如城管打死人，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引起举国媒体的集中。一些地方非常封闭，平常基本就是县太爷的“土围子”，缺乏监督阳光的照射，累积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经受不住举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那些问题都会被顺带着挖了出来。记者到这个地方采访，自然也会“捎带”回很多新闻。

    第三种是地方政府错误的危机公关中引发的连锁丑闻，形成舆论次生灾难。发生丑闻后，地方总想迅速息事宁人和“控负”灭火，但常常是欲速而不达，一蠢再蠢地制造了新的丑闻。典型如当年故宫失窃案，由于故宫方面应对不当，竟由“失窃门”引出了“错字门”、“会所门”、“瞒报门”等十重门。前段时间延安城管踩人事件，当地昏招频出，也形成了“临时工”、“城管大楼”、“伪造道歉”等多重门，出现一连串次生丑闻。

    第四种是顺藤摸瓜式的次生丑闻，案中有案，由一起事件在深入调查后发现有更深的水、更深层次的问题，背后有更大的“老虎”。

    这些次生丑闻往往都带着很大的偶然性，仿佛都是意外中发现的，充满了戏剧性。这暴露了舆论监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态监督的缺位和无力。一个地方的很多问题，本地媒体无法监督，甚至形成监督的真空，只有当这个地方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时，问题才被异地媒体“顺带”地发现并曝光。当社会问题的曝光基本靠这样的“顺带”和“不小心暴露”，当我们的日常监督机制失效和失灵的时候，社会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