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究竟谁是第一责任人

    垃圾分类回收、分类处理离我们生活有多远？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给出的答案是“‘十二五’期间已经从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的答案是：“垃圾堆成山的问题不充分暴露就很难推动。”而环保公益人黄小山则认为：“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在今天举行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资源再生与利用分论坛的现场，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再利用的主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头脑风暴。讨论的焦点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处理观念如何能从末端的填埋、焚烧变成前端的分类丢弃、分类回收，这被比作“从尾巴到脑袋的转换”。

    张益介绍说，我国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大约1.6亿吨，并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每年大约有60%的垃圾能做到无害化处理。

    台湾首任环保部门负责人、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认为，这和1980年时台湾GDP和垃圾产生量同时快速增长的情况非常相似。从那时起，台湾环保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垃圾减量。

    7年努力让台湾有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厂，2005年才正式出台了相关制度，台湾让垃圾减量的工作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靠教育，让全民有减少垃圾、分类处理垃圾的意识。”简又新说。

    李晓西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台湾的教育方法首先是让所有的垃圾问题都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让大家充分争论，而不是平平静静地说几句。”他同时在韩国考察发现，韩国的垃圾减量也经历了这样的问题暴露和争论过程。

    台湾现在人均GDP逐年增长，而人均每日垃圾清运量却逐年下降。现实中，台北的所有居民垃圾都必须分类放进指定的垃圾袋丢弃，这种指定的垃圾袋需要居民自己花钱购买，如果为了节约，可以收集一些废弃物，分类交到指定的地方换取垃圾袋的奖励。“这就迫使你分类，并减少垃圾。”李晓西说。

    简又新补充说，台湾垃圾分类的标准为可回收利用类、厨余类和一般垃圾类，可回收利用类会成为第二次使用的原料，厨余可以喂食动物或堆肥，一般垃圾焚化或填埋。如果不按照这样的分类丢弃，将面临1200元至6000元新台币的罚款。

    他同时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台湾每年减量20亿个塑料袋和20亿个塑料餐具。

    在对居民丢弃垃圾严格要求的同时，用经济利益的杠杆让生产商承担垃圾处理责任是另一种手段。“生产商要为自己生产的塑料饮料瓶这样的东西付费。”简又新介绍说，生产商的付费进入回收管理基金会，基金会的资金用来补助废弃饮料瓶的收集、清运者和回收再利用的工厂。

    为了降低自己支付的费用，生产商会主动减少塑料饮料瓶的体积与重量，据统计，这样每年可节省原材料43%，省下清运空间70%。而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回收8个矿泉水瓶加上3杯喝剩下的咖啡渣就可以加工成一件运动服，这样的运动服广泛应用在国际赛场上，又成了促进回收的砝码。

    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张益认为，这样的办法目前在自己身边实现不了。

    给现场带来一丝笑声的例子是，某地曾经试点给辖区内的居民发放两个大垃圾桶和数百个塑料袋，结果在入户调查时发现，有老大娘把两个垃圾桶放在自家阳台上，一个用来装大米，一个用来装面粉。

    “要让我们在源头把垃圾分类，到底谁是第一责任人？”张益反问，是居民，还是政府？

    张益认为，现在政府承担了大量垃圾分类的引导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把政府当成了第一责任人，自己的意识远远不够，“闯红灯、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相信一个相对麻烦的垃圾分类能一夜做成？”

    张益成立的公益组织正在做的是，收集居民手上的垃圾，再用人工分捡成不同种类的垃圾，一部分垃圾回收利用，一部分垃圾填埋焚烧，公益募款和政府补贴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人们养成分类丢弃垃圾的习惯提供一个缓冲。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涛则认为，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从“脑袋”分类并不可行，只能提高“尾巴”上的处理能力，选择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造垃圾焚烧厂是一个合适的手段。

    “高标准燃烧释放的二噁英（有毒物质）是不焚烧产生二噁英的1%。”李松涛说，这要求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商有良心，该上的设备、该用的物料一分钱都不能少。

    长期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张益认为，这不是靠运营商的良心能解决的问题，“与其说老百姓是对垃圾焚烧厂担心，不如说是对监管丧失了信心。”

    简又新说，减少浪费、物尽其用、回收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最理想的办法，焚烧、填埋应该是垃圾处理最不理想的两种选择，“再利用和回收的比例应该大于焚烧、填埋的比例才对。”

    本报贵阳7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