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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23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新校园分裂(下)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汪乐萍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23日   03 版)

    谁也不能说,不出国、没留在大城市的大学生就不会成功,就没有光明的未来。无论是提升自我还是实现所谓的成功,都有多条路径,从来都不是“华山一条道”。就像一些乐观的“穷”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常提到的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大一暑假,16岁的刘和去参加一个饭局,“我强迫自己在饭桌上变得老练一点,这样别人才会相信你,才会把兼职的机会给你。”刘和是成都一所211高校的学生,那一年,她赢得了兼职的机会。

    刘和很少想过频频参加这样一些饭局意味着什么,她像往常一样继续着赚钱“养活自己”的日子。只是当她在周末和假期“抓紧挣钱”之时,班上家境富裕的同学则在寝室鼓捣代码、创建小型网站,或去参加艺术团,“他们的生活丰富很多”。

    与此同时,班级里那些所谓“有钱人家”的孩子也对刘和刮目相看。“像刘和这样的同学,他们接触社会早,成熟并且经验丰富,将来不管是做企业还是从政,都非常适合,我们虽然现在过得开心,但将来就是干一个技术工种。”刘和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不曾明说,但她很清楚同学们的想法。

    不过,刘和并不喜欢这种“成熟”。读研的时候,刘和的一位同学与同实验室的一个男生关系处不好,于是刘和劝她,“你可以适当去迎合他一点,投其所好,不要有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想了想,“我觉得自己过早成熟了,有了心机,说的好听一些是更了解社会规则了”。

    “还是不喜欢……因为,显得没那么青春。”她说。

    社交网站的兴起,进一步将大学分成不同的“圈子”

    过去的10年,互联网快速扩张,而社交网站的兴起,不仅颠覆了此前学生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校园生态,而且进一步将大学校园分成不同的“圈子”。

    2007年,刘和大二,被称作中国版Facebook的人人网兴起,被认为是扩大个人社交网络的革命性尝试。刘和记得,当时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注册了账号。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刘和看到了那些有钱人家孩子的生活是如此的“潇洒”,“他们经常发各种各样的照片,化妆美照、主持经历、旅游、聚餐,都很美”。

    这些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了解的,刚开始,她窃喜于能够了解别人的生活,并告诉自己要“见贤思齐”。但渐渐地,她开始讨厌这里,“差距太大,追起来很辛苦,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到后来,她几乎不怎么再登录这个账号了。

    湖南大学的一名讲师也有同感,她是2000年考进的大学。她告诉记者,“我们当时在网上真的在认真讨论文学、思想,不像现在。”她说,“除了口水,还是口水。”网络上聚集着的要么是“炫富帖”、“卖萌帖”,要么就是各式“愤怒的青年”。

    “我是大三才有的电脑,有了之后就基本泡在网上。”刘和告诉记者,她的室友也一样,“大家上完课回来,电脑一开,就各玩各的了。” 而她所在的班级,除了唯一的一次集体春游之外,“平时都是小圈子一块玩儿”,甚至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政”。

    而10年前,也就是肖明刚读大学的时候,网络才开始流行。大一,每个班只有一两个人有电脑,大二大三之后,有一半的人都有了。那时候,聊QQ是件很时髦的事,后来又流行博客。在肖明的印象中,网络还只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一小部分,主要还是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同班同学之间。相比于如今的班级活动难以开展,那时的集体活动几乎是班里全体参加。 

    在现实生活中,郑君并不愿和别人谈论自己。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的事情那么感兴趣,所以我不大去跟别人交流自己的内心想法。”但是,和刘和不同的是,他喜欢在微博上“自我纾解”,他说,他期望“有心人”的关注。

    然而,“有心人”总是很少,郑君很多状态的评论为零。“有点自娱自乐吧。”他说。

    他的室友王跃则喜欢在微博上去“分享”,“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上传一些照片”。 相比之下,王跃的这种“多姿多彩”似乎更能获得关注。两人的微博粉丝量分别是106和4400。“微博粉丝量代表的是你的影响力,现在不少有钱的父母都花钱给孩子买粉丝,这样对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帮助。”王跃说。 

    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当然,同学乃至宿舍之间的分裂并不是总是和金钱相关,一些看不见的因子也会引发冷战,或者就算没有冷战,彼此之间也没有友谊,至少,他们暂时没意识到友谊的存在。就像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大一同学描述的,他最好的朋友不在自己宿舍,而在隔壁宿舍。进入宿舍之后,他只干三件事,洗脚、开关电脑和睡觉。这是一位男生,1995年出生。他告诉记者,进入大学之前,他没想过宿舍关系是什么样,父母曾经试探性地让他注意一下,别出现“马加爵”了,他一笑了之。

    一些接受采访的老师对这样的话题比较反感,“平时饭桌上聊聊可以,但真把这些东西写出去有啥意义,我们一个办公室之间还有矛盾呢,那些大科学家之间也有矛盾啊。”停顿了一会儿,这位老师说,“我知道,你们理解的高校是象牙塔,本该是教育公平的地方,但她现在还是吗?”另一位高校教师的感受是,相比他读书上大学那会儿,如今的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又何谈差异?

    而这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增长,农村子弟进入名牌高校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到目前为止,985高校未曾对外公开其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但面对舆论的质疑,这些高校近些年不断推出加大农村生源录取比例的举措,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问题的存在。

    前不久,《蚁族》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对外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除了进一步阐述此前已为公众所熟知的蚁族最新情况外,他在报告里第一次提及大学毕业生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该调查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受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越高,质量也越好。比如,在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51.9%,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44.2%。而当家庭年收入达20万元及以上以后,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下降到14.8%,拥有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增加到79.6%。这说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人群,受大专教育的比例越低,受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比例越高,换句话说,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子女受教育层次越高。

    此外,个人毕业院校类型也随家庭经济水平的不同呈现出差异。该课题显示,家庭年总收入20万元以上的大学生中,毕业于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为35.9%,而家庭年总收入1万元以下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13.2%。与此相对,毕业于普通高校的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较高,为69.8%,在高收入家庭中较低,为41.5%。这表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学校层次越高,受教育的质量也越高。

    于是,廉思的课题组在报告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所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消除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廉思课题组称,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地掩饰起来。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大学生还是坚信“知识和奋斗能够改变命运”。

    正如一位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在校园里去奋斗生活费,他们去学习,这已经有差距了,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财富呢!”

    他是乐观的。

    毕业后,他或他的同学或许会成为一名蚁族。廉思展示了一幅照片,是他在调研“蚁族”时的床头拍到的。照片是一面墙壁,墙壁上粘着一张纸,纸的一边写着:电脑、买车、学开车,另一边写着“第一个五年购房计划”:建筑面积53平方米,单价2万元,首付31.48万元,需要月收入八千元。纸的最下方是她和她男朋友的签字。

    廉思说:“我相信,他们才是中国梦的新源泉。” 

    (采访对象中的大学生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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