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猛药治得了中国假球吗

    意大利金发小伙儿西蒙尼·法里纳今年31岁，在英国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当教练，学生是6到10岁的孩子。第一次到中国，这个从没踢过甲级联赛的前球员，就给中国足协、公安机关官员和足球俱乐部经理等60多个人上了一课。

    法里纳不是来教人怎么踢足球的。他要讲的，和在英国教给孩子们的第一课一样——诚实。2011年一场比赛前，他当面回绝了高达20万欧元的“合作”邀请，并向警方报案，使包括意大利前国脚在内的20多名假球犯罪嫌疑人落网。

    7月11号，作为国际足联公平竞赛大使，法里纳在国际刑警和国际足联举办的“诚实体育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为了打击全球蔓延的足球腐败和操控比赛现象，国际足联掏腰包，联合国际刑警组织，启动了为期10年的培训、教育和预防计划，中国是其中的一站。

    预防足球犯罪不仅是国际足联的心病，更是众多中国球迷眼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据媒体报道，自１９９９年至今，中国历经四次“反赌扫黑风暴”，已有数十名球员、裁判员乃至政经两界高层落网。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说，这些国际组织带来的经验，是国外一些成功的、成熟的做法，对国内“之后怎样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如何归置这些问题很有用”。

    飘来的洋稻草看上去很给力。只是，这一剂外国猛药，能否治得了中国足坛的疑难杂症？

    “这个会应该是足球界的反腐倡廉吧”

    “你现在就是犯罪嫌疑人了，不过只能当五分钟，时间长了受不了。”

    英国警官约翰·艾伯特操着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手里拿着话筒，走到一名中国学生旁边。第一天的课上到一半，这位主持人突然让学生想象：如果你就是比赛的操纵者，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即将面对的威胁是什么。

    实际上，在这些外教眼中，坐在台下的中国学生，都带着或多或少的犯罪风险，因为他们是足球腐败的利益相关者。“操控一场比赛可能只需要贿赂一个人。”国际刑警操控比赛工作组的一名官员说，这个人可能是训练员、经纪人、教练、退役球员甚至家庭成员。

    短短两天的培训中，大多第一次来中国的外教们，给中国学员介绍了国际上打击操控比赛、赌球行为的范例和预防措施。洋教官们甚至模拟犯罪场景，让学员们揣测足球腐败的犯罪心理手段，寻找自己可能存在的漏洞。

    “不是说凭这个两天的会，就能一下达到什么目的，”项目协办方、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刘希付说，“但起码在提高这些方面的敏感性、警示性和有效的预防意识上，是有用的。”

    为了保证原汁原味，这次培训的内容全部由国际足联和国际刑警组织确定，就连会场里演示的PPT也是根据“原装”课件翻译的。他们还带来了10名外教，其中6名来自国际足协，4名来自国际刑警组织。就连屋子里摆几张桌子这种小事，洋教官也有规定。

    在中方的设想中，这样一场高规格、大规模的研讨会，应该是在一张大圆桌或是长桌上进行的。可国际足协说这样不行，他们要求大厅里摆上七八张圆桌，60多名学生穿插着坐在一起，保证每张桌子上，都有足协、执法部门和足球俱乐部的人，“方便大家在桌上交换信息”。

    这种全新的培训模式，让习惯开大会的“中国学生”很不习惯。当大屏幕上出现“俱乐部老板向你致电，说听到两名球员谈论要为钱在下场比赛中送出两个点球，你会怎么做”这样的情景模拟题时，台下一名俱乐部的负责人感到“有些尬尴”。

    “这个会应该是足球界的反腐倡廉吧。”他说。

    60多位学员还被分为两个小组，在两个会议室里分别进行讨论，最后选出代表作总结性发言。起初，这些足球界、司法界的官员和俱乐部的老总，还显得“很拘谨，放不开”，主持人约翰·艾伯特只能以自己的幽默来活跃现场气氛。一名学生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这位英国爵士走过去，递上话筒说：“恭喜你获奖了，奖品是一个话筒。”

    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笑声。到了第二天，每位外教讲座之后预留的提问时间，都因为提问者太多，而不得不延时。这些中国学生最好奇的是，如果遇到某种情况，“在他们（外教）的国家，是怎么做的、有什么规定或措施”。

    外教没有举中国的例子，大概是不太好意思

    研讨会上，国际刑警组织披露了一份调查数据，让见多识广的国安俱乐部副总经理武又文都觉得“长了见识”。有7.6%的球员在受访时自曝曾被赌球组织势力私下接触，全球范围内，犯罪集团2012年通过组织非法赌球获利约180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国际足联盈利总额的202倍。

    刘希付介绍，中国处理足球“假赌黑”，最开始只是行业内处罚，“执法部门的介入很有限”，直到2009年打假，司法部门才开始深度介入。

    作为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经常会在联赛开始前，突然出现在俱乐部的基地里，向球员介绍反腐倡廉、打假反赌的最新情况，要求球员洁身自好。在他眼中，这次培训是一次形式上的创新。

    不过，洋培训到了中国，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当国际足联赛事分析经理在课堂上，着重讲到博彩业下注和赔率时，台下的学生听得一头雾水。武又文拿着会议组发的纸和笔，按照老师要求，埋头计算复杂的博彩赔率，其实他“没怎么听懂”。实际上，在场将近一半儿人都答错了，“毕竟中国法律禁止，大家都不了解”。

    武又文直言不讳地表示：“讲的都是国外的东西，切合国内实际的不多。”情景模拟时，他被选为俱乐部代表，回答问题：“如果你有两个球员在饭店接受贿赂的事情，明天就要被电视台曝光，你该怎么做？”

    “这种事情在国外，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电视台也会给你曝光，在国内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这个假设在中国根本就不成立。

    就连外国专家讲课中需要反面典型时，也没有举中国的例子。刘希付推测，大概是“外国专家来中国讲课不太好意思，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在刘希付看来，实际问题要比外教模拟的情景复杂得多。比如一个队提前两轮已经取得冠军，最后两轮比赛就让年轻队员上场，该怎么界定？再或者，两个队的主教练曾经是关系非常好的队员，一个已经保赢了，一个还得赢一场才能保级，如果只凭交情有意让球，没有利益交换，该怎么界定？

    “中国的人情社会、人际关系网，比欧洲很多国家要复杂。”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教授张笑世说。国外的俱乐部是盈利的，联赛是由俱乐部联合举办，而中国的联赛“由一个政府机构举办，俱乐部也往往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比赛名次就成了投资人最在意的事，也使得足球假赌黑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更高”。

    不过，刘希付也认为，通过这次研讨，起码在提高敏感性、警示性和有效预防意识方面是有用的。武又文也觉得，如果中国足协能切合中国的案例，组织一些类似的培训，效果肯定不错。

    课堂上，他还主动向外国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球队已经打完联赛最后一场比赛，能否拿冠军取决于A队B队的一场比赛，A必须输或者平，我才能赢，我买通A是违法的，但如果我公开悬赏B，算不算操控比赛？”

    国际足联的专家也被他问住了，这事儿曾在巴塞罗那发生过，国际足协没有明确规定能否这样做。不同国家，对此规定不一样，界定很模糊，也不好取证。在中国，没有禁止类似悬赏行为的规定。

    武又文问完，看见一位公安部的官员，远远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好的长效预警机制

    两天的时间，这些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有限的国际组织，对中国足球的反腐工作，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在刘希付看来，培训的内容大多还是“普及性质的”，应用到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具体工作中时，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信息”。

    在一些国内足球评论员眼中，中国足球所面临的“假赌黑”问题，不仅仅是足球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反腐工作的一部分”。

    “足协可以更主动一点，”一位俱乐部负责人提出建议，“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在每个俱乐部设置专门负责监督的小组，和足协的反腐部门直接挂钩，保证信息畅通。”他记得，课堂上介绍的澳大利亚的体育诚信联盟似乎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足球反腐还是更依赖于举报。”这位负责人说。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好的长效预警机制。”刘希付反复强调，这个研讨会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对国际足协一些预警系统的借鉴上。例如，哪些机构应该让哪些专家参与，监管部门和国家管理机构怎么合作，如何制定反赌扫黑的长期制度。目前，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分析、研究情报、侦查取证的系统”。

    2009年开始，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拉开序幕，美国媒体《福布斯》曾撰文提出，中国足坛揭露出的这场腐败内幕，极为猖獗，令人震惊，因为“腐败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涉及到了政府国有企业等等更深层的方面”。

    对这种情况，在张笑世眼中唯一“比较干净”的国安俱乐部深有感触。武又文回忆，当时中超假球猖獗，以至于，不肯“花钱买裁判”的国安董事长，在2008年给球队颁了“从未获得联赛冠军奖”和“勇踢真球奖”。

    “这是因为体育制度有漏洞，必须得堵上。”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东亚及新扩展地区部门高级主任廖燃认为，中国足球腐败问题严重，是因为在推向市场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足协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共同体，管办一体的机构设置使其同时承载党政群事企多种职能。而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而在张笑世看来，仅仅将足球的问题归结于制度问题，略显片面，“当中还有立法的问题”。他指出，除了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还需要对足球腐败行为在法理学上进行梳理定性，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7月24号，中国足协在香河召开会议，王小平打算把这次培训的内容，传达给各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强调赛风赛纪问题。培训中，他曾专门去找来自德国的体育法和管理律师博宁格尔博士，讨论在操控比赛和赌球方面法律法规的问题，这位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足协官员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有待于完善”。

    参会的中国学员大多记住了法里纳的故事。研讨会间隙，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问他，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这个后来被俱乐部解约、在意大利找不到新东家、只能退役的前球员拍了拍中国记者的肩膀表示，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选择告发。

    “我的想法是，总有一天我的决定不会被看成是例外，而是规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