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升办学效益和质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重点大学政策,通过政策与经费的倾斜,重点支持少数大学的发展。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我国设立了“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系列重大教育科技专项。经过多年发展,高等教育、基础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倾斜机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倾斜机制”下,优势资源大量集中。1992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和1999年推行的“985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领域中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在一期、二期、三期建设中的总投入近200亿元;“985工程”在一期、二期的总投入超过280亿元。在“倾斜机制”下,所有“985工程”高校都是“211工程”高校,每个“211工程”高校至少有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这些重点学科,既得到国家重点学科项目的支持,又得到“211工程”重点学科经费的资助。据统计,65所“211工程”大学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占此类学科总数的82.3%;97 所“211工程”大学拥有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占此类学科总数的58.4%。
其结果是,受益高校享受了更多政策优惠、得到了大量发展资源,大大提升了其科研竞争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各类经费中,科研经费无疑具有更高的“含金量”,该类经费的增长,不仅对于改善研究条件具有直接意义,还有助于形成累积性优势、培育优势学科、升格学位点、提升学科层次、进而提升获得专项扶持(如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的可能性,而这又能吸引来更多优秀人才、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同时,不断积累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会提升社会服务的能力,进而带来更多的其他收入和经费。
与此相反,那些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又缺乏发展资源的高校,既在科研竞争中处于劣势,又在提高自筹收入中缺乏实力。同时,由于更多的优秀生源流向重点大学,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进一步聚集,这就减小了弱势院校改善先赋差异的机会和可能。获得更多经费投入、享受更多政策优惠的高校,处于不断加强的“良性循环”中,而得到更少经费投入、无政策优惠可享的高校,资源条件差、竞争力羸弱,处于不幸的“恶性循环”中。这就使得强校与弱校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与此相伴的是,报考重点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高考录取率年年上升,但考生的压力有增无减,因为人人都希望上好大学。重点大学是资金、人才的集中地,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条件,都比其他高校优越。基础教育的激烈竞争,早年主要是源于较低的高考升学率,而现在主要是源于不同高校间的巨大差别。所以,即便高考升学率接近80%,也无法改变基础教育的应试之风。
在学费上,重点高校基本没有定价权,民办高校完全依托于市场,地方高校居于其中,于是就出现了质量低的高校反而高收费。缴纳了更高大学学费的学生,未来的收益却不见得更好,毕业后面临着找不到工作、收入不如农民工等各种现实问题。付费与收益的不对等,使得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
重点大学的强势,还直接导致了毕业生就业的差别。统计显示,七成多的高校毕业生遭受过就业歧视,90%以上的招聘广告中含有歧视性条款。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却无法消除实际的不平等。高校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使得就业市场上的“学校歧视”难以避免。
在公共财政的“倾斜”下,重点建设高校的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一步步向世界一流靠近,但任何投入都存在报酬递减规律,“倾斜机制”的一步步强化,在保证部分人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将大部分学生排斥在外。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小得多。这就意味着,政府以低价向具有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提供高质量教育,而社会底层群体中的大多数,则以更高的费用购买更低质量、更少收益的高等教育服务,这使得整体社会经济分层进一步固化。
在如今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利益诉求急剧增长,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公共利益,或许是时候反思高等教育的“倾斜机制”了,重新思考公共财政是继续支持集中了大量优势资源的重点高校,还是更多用于改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