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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莞市清溪镇渔梁围村村民向当地纪委实名举报：7月21日，由村委会副书记朱月兴带队，该村首批30多名村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外出旅游。一行人先飞抵河南，再乘高铁至陕西，先后参观了少林寺、兵马俑等景点，全程住宿皆为五星级或准五星级酒店，人均花费5880元。按照两批52人计算，总费用将达30多万元，全部为村集体出资。
此后，该村党支部书记朱汉文回应称，按照原计划，安排分两批旅游的52人分别为村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目前，原定7月25日晚出发的第二批出游计划已经取消。7月24日，已通知首批出游人员，费用自理。
7月29日，朱汉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最初是村民代表强烈要求去的，后来也经过了各村小组组长、村干部10多人开会讨论通过，我一个人也很难反对。村民代表都同意了，不少村民也知道这件事。村里决定重要事务时，一般村两委会议通过就可以实行。”
7月30日，东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村民实名举报电话后，市里已成立了调查组，着手调查处理此事。清溪镇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7月25日接到举报信息后，纪委已马上启动调查。因为此事没有经过任何上级部门审批，我们已要求其立刻终止第二批了，第一批的花费由村民自己支付，还会考虑要求相关负责人作出检讨。针对村里的资金使用，上级部门都有明确规范。最后的处理情况将等调查结果出来后统一公布。”
然而，据媒体报道，曾有首批出游的村民表示，“如果这次旅游是自费，之前肯定不会同意出去，旅游的钱村里已经出了，要我们自己出钱肯定没可能。如果非要自费，那么谁说的这个话谁就自己来掏这笔钱。”
7月29日，一位当地媒体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当地，村集体出钱旅游的事并不少见，这与当地经济发展形势有关。很多村子的年收入都在几千万元以上，拿几十万元出去旅游很轻松。东莞这边基本各村都会置办产业，通过出租厂房、铺面等盈利，农业收入占比很低。”
但他表示，相较于周边村落，渔梁围村在当地并不算富裕。全村1000余人，村民每年人均收入两万元左右。近几年村集体年终分红，人均1500元。
“这个村的村民收入在东莞不算高，即使在清溪，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这也是村民有意见的重要原因。”他说。
“拿出村收入的一部分当做村民福利，这样做并没错，问题是这笔钱怎么用缺乏严格的监管、村民决策和公示等环节。”他说。朱汉文也曾向媒体表示：此前并未向村民公示此事。
“现在国家提倡村民自治，村中收入和支配基本是靠村两委会来监管，外来的监督力量很少。村民只能通过每年例行的村务公开了解情况，参与度和话语权都不高。当地镇政府和纪委虽然有监管权，但没有决策权，无法干预村里的经济态势。所以，才会出现村委会通过的决定，村民并不支持甚至不知晓的情况。”他说，“也有当地村支书告诉过我：类似旅游这类涉及大家福利的事，如果自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那么下一步开展工作会非常困难，村民代表在投票环节就会反对你。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决策和公示程序，才会使问题变得这么复杂。”
一位参与此次举报的朱姓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和朱汉文）都是亲戚，之前为这个问题找过他，因为他没有答复，我们才选择举报。”对于事前村委会是否未曾公示此决定，他仅表示：“现在家人、儿子女儿的压力都很大，我已经答应家里人不再提此事了，反正（后面的）行程已经叫停了。”
近年来，基层组织财务公开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10年，《中国农村法治热点问题研究》报告曾显示，尽管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已基本确立，但在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报告称：“村官”在直接掌管村民各项利益却缺乏有效监督，直接导致其在履职过程中，频繁出现侵害村集体财产、收款入不敷出、违规提款等行为。
“预防和治理村级财务问题首先要通过村务公开来约束‘村官’职权与履职；其次应通过健全审计、行政监督、司法救济等保障村务公开得以落实；还应当通过建立规范的分类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严格管理村集体和村民应得财产。”媒体评论员马九器说。
他表示，“钱袋子”是民生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民主最需要理顺的目标之一。农村出现的很多矛盾问题，尤其在财务方面，都说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仍不够。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开不够和监督乏力。一旦每一分钱都摊在大庭广众之下，任何人都会失去浑水摸鱼的机会和空间。”他说。
“钱袋子怎么花既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也不取决于提出者的身份，关键在于决策过程是否合规透明。否则像渔梁围村这样，即使得到了村委会的支持，在村民中也站不住脚。”他说，“一旦村集体的‘钱袋子’鼓起来，村民必然关心怎么花、怎么管，财务管理上有漏洞，必然引发不满。必须从制度上寻找破解之道，真正完善并落实村民自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