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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达院士研究的重穗型杂交水稻1995年验收产量就曾达到900多公斤，但都没有宣传，因为怕误导农民。他说虽然这个品种验收产量确有这么多，但如果大面积推广时农民只收到五六百公斤，那怎么去说服农民？
几天前，一篇报道被广为转载：在四川都江堰殡仪馆举行的四川农业大学周开达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以不同形式向逝者表达哀悼；四川省重要领导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数百名师生齐聚大厅，挥泪为逝者送别。周开达是谁？为何他身后获得如此不同凡响的哀荣？
周开达院士不为公众所熟悉，不是因为他名气不够大，而是因为他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着实低调。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被誉为“西南杂交水稻之父”的周开达院士与袁隆平院士齐名。作为四川农业大学教授的他，一生致力于农业教育和杂交水稻研究事业，首创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方法，大幅提高了水稻产量，可以说养活了半个中国的人。至今，他培育出的冈型、D型杂交稻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川等地仍被广泛种植，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日前，周开达院士的第一位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所长李平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周院士生前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成都温江县的筒子楼里，年近60岁的博导周开达一住就是十年
中国青年报：您是怎么成为周开达院士第一位博士生的？
李平：1988年，周老师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经省政府批准在原水稻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址在雅安。新成立的研究所需要充实科技力量开展学科建设，找人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新任所长周老师身上。
1989年，我从四川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希望去成都的科研单位或大学工作，不太愿意留在远离省会的雅安。周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组成员，对我比较了解，在未征求我的意见的情况下，给学校研究生处写了个条子，提出“李平留水稻所工作，其他单位不得派遣”。既然周老师如此看重，我就留下来工作了。1991年，周老师开招博士生，他动员我们几个年轻人报考。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只有我报考，就这样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生。
周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理论知识，你们已经学了很多，还有一本厚厚的书需要你们去读，就是稻田之书。水稻品种选育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稻田里干出来的。要理论结合实际，在实践中出真知。”
中国青年报：你们的水稻研究所后来怎么从雅安搬到了成都温江？
李平：水稻所是1991年搬迁到成都温江县的。此前，四川省委书记来探望周老师，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周老师说雅安气候不适合水稻育种，不能代表主产区，希望把水稻所搬迁到成都去。后来省政府安排将水稻所搬迁到成都市温江县农场。当时水稻所在学校本部雅安的办公条件已经不错，有实验楼、温室、农场，而温江农场不仅没有实验条件，生活条件也很差。研究所很多老师都曾反对迁所。大家不能理解，快60岁的周老师，为什么非要带领研究所的老师们“背井离乡”去那么艰苦的地方重新创业。但周老师态度坚决，率先到了温江。
那时的温江农场，简直和农村一样，没有单元房，只有以前用于办公的、陈旧的筒子楼。周老师和研究团队一住就是十年。当时不管老少，所有教师分得一间屋作为住房，煮饭都在不宽的过道里，卫生间是楼梯转角处的一小间，洗漱要到楼下公共洗衣台，去农贸市场买菜要走一个小时。当时真的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水稻所的境况：科研经费很少，没有钱请工人，挑粪、栽种、观察记载、收割等农活都靠自己，还要养牛来耕地。七八月份水稻抽穗时，也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农民都不下田，但这时候却是我们水稻育种最关键、最忙的时候。温江这里很多年都没有实验室，直到1996年，经周老师反复汇报，相关部门才修建了一栋2000多平方米的实验楼。
中国青年报：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时，曾遭到不少人反对。周院士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李平：袁院士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以后不久，周老师也开始研究。当时业界传统理论认为，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但周老师坚信水稻一定有杂交优势。最开始，周老师开展的杂交稻研究受到了一些质疑，但他靠坚定的信心和有说服力的数据逐渐获得同行的认可和支持，最后还由他牵头组建了杂交水稻攻关协作组。
上世纪60年代，时任四川农业大学水稻室主任的李实贲教授援非回来，从非洲带回来一些水稻品种。周老师就用这些品种和四川本地水稻品种杂交，经过反复研究实验，最终培育出了冈、D型不育系（指不能繁育的材料——编者注）及杂交稻。这就是后来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的“地理远缘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方法”。这一项创造性的技术发明，也得到了袁院士的高度认可。
在去海南的火车上，乘务员看周开达的装束还以为他是农民工
中国青年报：感觉周院士很有老一代科学家的那种范儿，您觉得呢？
李平：他是一个特别谦虚低调的人。对于年龄和自己差不多或年长的教授，周老师始终称呼对方为老师。他当了院士以后，很多单位请他去当评审专家或指导工作。当时他已经67岁，还患有糖尿病。我劝他能推的就推掉。他却表示，在育种、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自己有些经验，有单位需要的话应该去传授一下。他去北京参加院士大会时，我曾劝说他带个秘书，万一身体不适也有个照应。他说必须按照会议规定，不能带就是不能带，不要讲特殊。
他还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在一般人眼里，大专家大都风度翩翩，但我们做水稻育种的人常常比较“狼狈”。除了在雅安育种，我们每年冬天还要去海南岛“南繁”（作物育种专用术语，指在冬天用海南的光温条件对育种材料进行繁殖加代——编者注）。以前我们都是坐火车去海南岛，大家用地质队那种背包装着种子、生活用品和四川豆瓣酱。周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火车检票员、乘务员都以为他是农民工，把他推来推去的。有时买不到坐票，大家还得一路站到湛江。但周老师从来没说苦，他觉得很正常。
周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善言辞。一方面，凡是吃不准的东西，他一概不说，很注重说话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除了专业上的东西，其他方面的话题他也不大爱说。他当院士以后，有一次四川省委书记来川农大考察，见到他问有什么需求。当时他最缺的是科研经费和实验条件，但他没提，只讲了一些当前农民迫切需求的品种问题。后来我们问起，周老师说跟省委书记要钱不太好意思，相信政府会帮助解决的。
中国青年报：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周院士怎么办？
李平：他很节约，总是想方设法把经费完全用在科研上，一点也不浪费。1993年，我陪他去菲律宾访问，从广州转机，我们住在机场附近的招待所等候。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提出打出租车。因为当时我俩都拿着行李，而且打车也花不了多少钱。周老师看地图上标示的距离大约有两公里，说这里离机场可能不远，我们走过去。没想到地图上标的是错的，我们拿着行李，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机场。
中国青年报：生活上，他也这么“节约”吗？
李平：直到2000年6月生病以前，他一直住在筒子楼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他当了院士以后，学校为他在水稻所内修了院士楼。建成前，他就生病了，没有住上。去各处考察时，周老师以前坐的是雅安产的通工牌汽车，没有空调，夏天只能开着车窗，常常弄得满脸灰尘，后来合作单位送给他一辆普通型桑塔纳。直到1999年我负责开发公司时赚了点钱，给他买了一辆别克车。还好，他“享受”了半年。
其实，周老师自己对于享受和高档消费没什么意识和兴趣。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买衣服不会超过200块钱，好一点的衣服都是夫人和儿女买给他的。他去海南“南繁”20多年，对当地景点也不大了解。出差时，他总要求对方简单接待，生怕给对方添麻烦。有时接待单位想请他在当地景区看一看，如果花费高他就不愿意接受。
中国青年报：听说周院士在治学上思想很开放？
李平：的确如此。他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他教的知识，也要关注新兴科学，比如生物技术、分子生物学。读博士时，我了解到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生物技术研究比较好，并经陈英老师的推荐获得了跟遗传学界很有名气的朱立煌老师学习的机会。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周老师不同意我去。因为在当时，教授们把自己的学生派到国内其他单位联合培养，一般会被认为是有损自身荣誉的事情。
当我忐忑不安地向周老师汇报这个事情后，他满口同意，根本没有多想。我提醒他这个事情可能会引起其他老师的议论。他说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能在前沿学科多学些知识，对水稻科学的进步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后来，周老师很多学生都被送到遗传所去搞联合培养，这些学生现在已成为国内水稻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中国青年报：周院士对学生要求是不是特别严？
李平：周老师在学习和工作上对学生要求很严，但他很关心学生的生活，把师生关系处得很好。因为担心学校伙食不好，每逢过年过节时，他就把学生找到家里吃点好的。
他的研究生谈恋爱以后，总会把对象带给他看一下。见面时，他一般不会夸赞自己的学生有多优秀，而是跟对方说：“搞水稻很辛苦，常年在外，家里的事你会付出很多，结婚以后不要嫌弃、吵架，要多支持工作。”有时还拉师母来现身说法，要师母谈一谈是如何支持他的工作的。
作为育种者，周开达考虑的不是自己卖种子能赚多少钱，而是如何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
中国青年报：感觉周院士、袁院士都对水稻抱有很深的感情，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
李平：他们那一代专家对水稻的感情确实很深，甚至到了一天不见水稻心里就不踏实的地步。我们搬迁到温江农场后，周老师总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看水稻，中午吃完饭有时也要去看一遍，晚饭后散步自然是去看水稻了。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他们对水稻的感情之所以那么深，我感觉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袁老师和周老师在水稻育种方面做的都是开创性工作，水稻育种事业是在他们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对水稻呵护有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选育新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和提高农民收入，是他们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现在农学在高校中算是冷门专业，您怎么看？
李平：我上学时，学农学的人地位不高。当时高考填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医学，第五志愿才是农学。填完志愿后去班主任老师家里汇报，他的夫人在医院工作，说在医院工作也很辛苦，还有难闻的气味，建议我填农学院。这样我就把第一和第五志愿调换了。成绩单下来以后，我的成绩超过重点线十几分。当时四川农学院（后来改名为四川农业大学——编者注）不是重点大学，我还觉得报亏了。
但是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学农也不错。上了研究生以后，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了这个专业，因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确实是有用的。周老师曾说：“搞水稻研究和谈恋爱一样，先要认识。如果自己不认识对方，媒人会介绍你认识。慢慢熟悉后，就会爱上它，然后‘结婚’过一辈子。”我现在也常用周老师这个比喻来教育学生。
中国青年报：日前，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时强调，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您怎么看现在的粮食问题？
李平：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对我国的粮食问题多少有些担忧。我国的粮食作物种植面临几个挑战：第一是生产效率和成本问题，中国能开展大规模机械化耕种的耕地不是很多，山区和丘陵区的耕地总量占比很大，需要完全靠手工操作，用工量大，生产效率低；第二是山区和丘陵区的耕地种植结构调整，以种植经济作物和林木为主，虽然还是按耕地统计上报，但种的已不是粮食作物；第三是条件差的区域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呆在家里，粮食种植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第四是城镇化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而被占用的往往又是条件好、经济发达的平原区；第五是土地流转存在问题。土地流转需要成本，条件好的地方需要高额的流转费，谁会将高额流转来的耕地用来种水稻呢？
另外，现在的年轻人也大多不愿学农，追捧经济管理类专业。这反映出崇尚赚钱快的虚拟经济的职业取向。虽然国家鼓励搞实体经济，但是像粮食生产这种收益小、风险大的行业，没有多少投资者愿意去做。由于涉农企业减免税收，地方政府也不是很愿意征地给这些企业。中国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
中国青年报：周老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李平：他生前很少提大的目标，认为工作做好了自然水到渠成。他研究的重穗型杂交水稻1995年验收产量就曾达到900多公斤，但都没有宣传，因为怕误导农民。他说虽然这个品种验收产量确有这么多，但如果大面积推广时农民只收到五六百公斤，那怎么去说服农民？
不过他也有愿望：一是希望能研究出品质超过泰国米的杂交水稻品种，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不能牺牲产量去追求稻米质量。若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优质稻，目前只能考虑发展优质杂交水稻。但杂交稻的米质要达到优质常规稻的水平，需要攻克很多难题；他的另一个愿望是高效节本种植杂交稻。因为以后种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人可以做现在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需要新的品种和新的耕种技术来解决。
目前，以提高稻米质量为目标的“超泰米杂交稻研究计划”进展很不错，他的学生们已经选育出一些优质杂交稻品种，其中有的达到了国颁一级米、二级米水平。
周老师生前认为种子生产成本高，作为一种理想，他希望能把杂交优势固定下来，让农民用上价格与常规稻种一样低廉的杂交稻种。可见，作为育种者，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卖种子能赚多少钱，而是如何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
（周开达院士照片由其次子周晓禾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