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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大代表遇袭案”不断发酵，湖南省爱平集团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刘爱平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遇袭的是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人大代表王江河，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县堰霞村党支部书记。6月14日事发后，王江河被以“失血性休克；全身多处刀刺伤”被送进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王江河的亲属公开表示，王江河遇袭与此前多次举报刘爱平有关。
衡东县公安局7月31日通报称，刘爱平之子、犯罪嫌疑人刘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于6月15日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8日经衡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刘凯的家属在公安机关敦促下，已赔偿王江河医疗费用10万元。
王江河的亲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的确分多次收到共计10万元的现金。但钱是通过公安机关转交的，治疗期间，刘爱平及其亲属都没有露面。
举报后两次遇袭
59岁的王江河没有想到，在县人大培训会上刚学习完“如何履行代表义务”、“提高代表法律意识”等内容，一场袭击就打乱了他正常的生活。
这场培训会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200余人参加，从6月14日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散会后，王江河还在承办会议的宾馆与人大领导一起吃了饭。
“后来我一个人回家了。”王江河说，当他蹲在马路边等中巴车的时候，突然感到背后“被戳了三刀”。紧接着，他发现又有人从前面举刀，砍了他的大拇指。
王江河认出，一名持刀者叫刘凯，其父亲是原全国人大代表刘爱平。
王江河紧紧抓住刘凯直至警察到场。其间，王江河把他女儿的手机号告诉了围观者，有两人随即联系了王江河的女儿。
这已不是王江河第一次与刘凯发生冲突。3月8日，刘凯与几名男青年在王江河居住的社区将其围住。王江河的侄子王伟强说，那一次，王江河只是腿部受了伤。
7月31日晚，衡东县公安局向媒体通报了6月14日人大代表遇袭案的情况。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刘凯驾车由北往南行经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老粮站地段时，发现站在路边的王江河，刘凯当即将车停在王江河旁边。刘凯打开车门下车后，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将王江河的左上臂砍伤，在扭打中，刘凯又从裤袋中掏出一把折叠刀，刺中王江河左背部。
“王江河家与刘凯家素有矛盾，这亦是该案发生的主要原因。”通报称。
县公安局政工科有关人士8月1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具体存在何种矛盾，公安局暂时不方便对外透露。
但在王江河及其亲属看来，这两次袭击无疑与王江河长期以来坚持的举报有关。“2012年正月初九，刘爱平家里盖新房子，还请我在县城吃饭。当时我还作了个‘人情’。”王江河表示，自己与刘爱平并无矛盾。
举报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的。王江河称，当时部分群众向他反映刘爱平的一些情况，王江河随后向畜牧水产局、开发办等部门反映，进行了“口头举报”。
“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但他们没有答复。”王江河说。
尽管不能证实与举报是否相关，但一个事实是，2012年衡东县、衡阳市及湖南省的人大代表名单中，都没有出现刘爱平的名字。
由于未得到合理解释，今年2月下旬，王江河将举报内容形成文字，并在中央某部门官网的举报系统提交。这份材料没有署名，也没有注明联系方式。
王伟强告诉记者，举报系统显示，这份举报几天后被批转到湖南省有关部门。“伯父（指王江河——记者注）之前多次向别人提起举报内容，批转到地方后，肯定有人知道是他匿名举报的。”王伟强推测，这可能是3月8日冲突发生的原因。
那场冲突后不久，王江河再次向该部门官网的举报系统提交材料。为了增加可信度，这一次，他署了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几天后，材料再次被批转回湖南。
此后，人大代表遇袭案发生。王江河说，6月14日事发当天，他身上恰好还带着这些举报材料，“材料都被血染红了。”
王伟强称，自己在事发后辗转得知，刘凯家里一名长辈私下表示，刘凯这样做太过冲动，“之前已经劝过他不要这样。”
“县领导打招呼”后获事业编制
在王江河递交的文字材料中，刘凯正是被举报对象之一。
记者了解到，王江河的举报信称，刘爱平所经营的爱平集团存在养殖数量虚假、骗取国家补贴、未善用专项资金等行为。举报信的落款印有王江河的身份证号和两个手机号，信后附上了自称是“联名举报刘爱平的群众”的签名及手印，共计6页。
“刘爱平儿子刘凯，系县畜牧局工作人员，却在其父授意安排下，从不上班，却照常领取国家工资。”举报信提及。
7月31日，记者在衡东县畜牧水产局办公室看到了贴在墙上的《衡东县畜牧水产局签到册》。该名单中有“刘凯”，但至少从7月16日起，他的签到栏一直是空白。
一名工作人员确认，此处的“刘凯”与人大代表遇袭案的“刘凯”是同一人，“他最近被抓了，所以没法签到。”
该局副局长谭国良坦承，刘凯大约2007年进入该局工作，属于衡东县畜牧水产局的事业单位编制。
“当时，他的父亲刘爱平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省级荣誉，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县里很重视。于是县领导打了个招呼，把刘凯安排进了我们局。”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透露。
“刘凯入职没有经过考试。”这位负责人坦言，在2007年以前，像刘凯这样进入畜牧水产局的不止一人，家里通常都有一定关系。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凯平常并不在局里上班，因此与他并不熟，只知道刘凯是霞流镇动物防疫站驻点防疫员。
据了解，一些县级畜牧水产局会在下辖的乡镇设置动物防疫站，负责动物防疫技术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有的防疫站还会将工作人员下派到具体的防疫责任村。
“刘凯的编制在县里，但岗位在爱平集团。他在爱平集团既要做防疫员，也要承担其他工作。”一名副局长说，刘凯每个月会来县局一两次，每月工资一部分由县财政负担，约1000多元；另一部分补贴由他“自行解决”。
当被问及“回自家公司工作是否合适”，他认为此举是出于“工作需要”。他同时承认，当初刘凯入职时多少引起了周围人的一些不满。
但是，记者在霞流镇动物防疫站发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2010年度霞流镇动物防疫站责任村一览表》中并无“刘凯”的名字。
《一览表》注明了14名动物防疫站职员的具体分工。在“防疫责任村”一栏中，“爱平集团”是唯一一家接受防疫服务与管理的企业，且名列榜首，其余的“防疫责任村”均为霞流镇境内的各个行政村。
值得注意的是，与“爱平集团”对应的村级防疫员并非刘凯，而是动物防疫站站长陈水华。陈水华及多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凯不归我们这管。”
这意味着，“防疫员”刘凯日常既不在县局上班，也未与镇动物防疫站保持工作联系。
可是，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负责人此前表示，由于刘凯驻点的爱平集团产量较大、未出现重大疫情，刘凯近年的考评结果不错。
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典型”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刘凯进入事业编制的“保障”，刘爱平所经营的爱平集团在衡东县畜牧养殖业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自称上世纪80年代初与刘爱平有过接触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刘爱平的“发家史”。
刘爱平与县畜牧水产局的交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彼时，县畜牧水产局还叫县畜牧水产总站。总站创办了养猪场等企业，其中养猪场建有5间猪舍，并外聘了五六名饲养员，刘爱平是其中之一。“五六人里，刘爱平的效益算比较好的。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由于公办企业效益不好，数年后，刘爱平回到霞流镇，专心发展自己的猪场。事实上，自1982年起，刘爱平家就养了几年猪，但规模并不大。
王江河的举报材料中称，在猪场的创办初期，刘爱平曾经“借猪充数”，在上级领导前来检查或考察之前，刘爱平会把其他养殖户的猪借来，赶进他家的猪栏里，算作自己养的猪。
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负责人推测，这种现象可能在刘爱平养猪初期存在，但近几年应该没有了。
据此前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刻苦地学习，艰难地摸索”，刘爱平的猪场迅速壮大。1982年，刘爱平的猪场年出栏量不满100头，199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000头。
报道称，就在10年后，刘爱平猪场的养猪量又增长到了“年产1.2万头，常年存栏4800多头”。
记者注意到，1992年至2002年是养殖场飞速发展的十年。2003年，刘爱平成为衡东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在霞流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刘涛看来，如此发展速度与上世纪90年代上级部门希望将刘爱平树立为“典型”有关。
“县里给了一些优惠政策，但具体如何优惠我不太清楚。”刘涛表示，虽然爱平集团位于霞流镇，但与乡镇政府打交道并不多。
在刘爱平首任人大代表的任期尾声，刘凯进入衡东县畜牧水产局工作。2008年，刘爱平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王江河遇袭之后，王伟强向前来采访的媒体介绍了多位自称“曾经借猪给刘爱平”的养殖户。这些养殖户称，他们在2000年之后仍然为刘爱平“借猪充数”，迎接上级检查，每头猪的费用最低也有30元。
“我的父亲以前做过玉米饲料生意，知道哪些人养猪，所以较容易找到可能借猪给刘爱平的养殖户。”王伟强解释。
但对于“借猪充数”的说法，爱平集团工作人员、刘爱平的妻弟李运生并不认同：“怎么可能去借猪？万一别人的猪有疾病，怎么办？”他说，爱平集团是国家级生猪标准化示范场，不可能存在这种行为。
爱平集团存栏猪数量被指虚假
在王江河看来，这家“典型”公司至少存在两个疑问。其中之一是对国家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王伟强出示了衡东县审计局2006年出具的一份审计报告。报告显示，爱平集团原种猪扩繁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为：“扶持养殖基地项目一个，年出栏生猪1万头，年存栏猪0.48万头。”
报告称，该项目2005年经省、市、县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立项，计划总投资1535万元，其中无偿资金150万元。上述投资额中，计划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有1280万元。这份报告落款处盖有公章。
然而，王伟强辗转获得了一份盖有爱平集团公章的《情况说明》。这份2013年6月出具的声明称：“由于当时省里验收要求整个项目做成1500多万元，所以我公司财务做账固定资产数目过大，而实际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类开支为1512835元。”
“也就是说，爱平集团没有把专项资金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王伟强说。
衡东县地税局第三分局局长周曦玲告诉记者，由于涉及纳税企业的商业秘密，她不方便未经上级许可对此事证实或证伪。
该集团的存栏量也引起了王江河的质疑。王江河在举报信中称，公司常以消毒为由，阻止上级及记者进入猪场。
爱平集团官方网站的称，集团带动周边5000多规模养殖户和1000多移民户走养殖致福之路，年销售生猪25万多头，年生产饲料3.6万吨。
记者注意到，官网的“公司简介”没有披露猪的存栏量。
7月31日下午，记者进入爱平集团内部。李运生正在接待室，他称刘爱平今天不在公司。
李运生对在场媒体表示，他们的猪场不存在问题，不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提出王江河对猪存栏数量的质疑，希望能看看监控视频。李运生说，监控已经坏了很久，被老鼠咬坏了。
但是，他拒绝透露监控具体损坏了多长时间。
记者在接待室看到悬挂在墙上的《湖南爱平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平面图》，上面标明了育成舍、保育舍、产仔舍等各类猪舍37间。
据媒体报道，2003年春节时，爱平集团的常年存栏量为4800多头。如果这个数字没有下降或爱平集团没有其他的存栏空间，这可能意味着，平均每间猪舍有129头猪。
刘涛告诉记者，他曾随上级领导参观过爱平集团的监控室，并看到了监控视频。“里面有一个大屏幕，彩色的，约有几十幅各个猪舍的画面。”
“当时我们开玩笑，我们还在吹电风扇的时候，那些猪已经吹起了空调，待遇比人还好。”刘涛说，但他不敢确定监控视频是否真实。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畜牧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种猪扩繁场项目的政策已于2008年之后取消。政策实施期间，通常由市级畜牧水产局赴现场核查，查看生产规模、生产基础设施条件、防疫条件及粪污处理等条件。
7月31日起，记者多次致电刘爱平欲核实情况，但电话一直被挂断。随后对方多次回复了同样内容的短信：“我现在很忙，一会儿给您回电话。”
此前，刘爱平接受湖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王江河的举报是“诬告”。报道没有披露认为王江河举报是诬告的理由。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刘爱平是衡东县树立起的典型，如今其本人被举报存在问题，儿子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有关部门对此一时难以接受。
本报湖南衡东8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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