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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8岁的王德志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700元钱坐上一列驶往北京的火车，他梦想着能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说相声。
1998年，因为觉得自己的授课方式不能适应当时的教育体制，孙恒放弃了在河南做音乐教师的工作，北上进京。他想要流浪，并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今，他们落脚在北京的边缘地带——皮村。这个位于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城中村有两万多人口，其中拥有北京户口的只有1000多人，其他都是外地打工者。皮村附近没有一座高楼，生活环境甚至比不上这些外来打工者的老家。但这里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只是要忍受不时有飞机从低空掠过的噪音。他们在工作的途中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最近的地铁站离这儿有10多公里远。
皮村有个特殊的院子，博物馆、小剧场、电影院一应俱全，晚上常有两三百工人聚集在这儿跳广场舞、打乒乓球、看电影、唱歌、看书，这几乎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休闲。这里是由孙恒和王德志等人创办的工友之家。
皮村的人们在自己的歌里这样唱：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
无法确定的身份
刚到北京时，王德志满以为自己能登上春晚舞台，结果却连央视大门都没进去。不甘心回老家的他留在了北京。
但王德志对说相声念念不忘。下了班后，他怕别人听到笑话他，只好攥着一把硬币到街边的投币电话“找机会”，他打遍了北京各综艺节目和文艺院团的电话。直到一次，他打到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组，接电话的一个中年人好心规劝他说：“说相声不容易，得系统学习才行。”王德志这才意识到，他来北京要说相声、当大明星的愿望有些不切实际。此后，他只好以打工维持生计，做杂工、在水站送水、发小广告……
与王德志相同，当孙恒抵达北京时，一切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一下车就傻了,只能想到，今天晚上住哪儿，吃啥？”
就在北京西站的边上，孙恒找到一个货运站的办公室，房间的墙上挂着一把破吉他，他想，这里应该有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于是，孙恒决定在这间货运站扛包。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个月，直到离开时，孙恒也没有碰过那把吉他，更没有遇到自己期待的朋友。
此时的孙恒意识到自己应该继续学习，于是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间屋子，有时间就去听讲座，其他时间用来打短工和去地铁卖唱。“一天中，我骑自行车就要8个小时，骑到地铁站就唱歌，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人抓我。”孙恒记得当时许多地铁站附近的派出所他都“进去过”。
就这样，北京成为王德志和孙恒的第二故乡，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干吗的？在他们眼中，自己不种地，不是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不是工人，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是市民。无法确定的身份一直困扰着他们，直到2002年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孙恒、王德志与几个朋友组成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记者注：后改为新工人艺术团），从此他们有了共同认定的身份：新工人。
对于“新工人”一词，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这样解释：“他们认为‘农民工’这个字眼是边缘化他们、强调等级的产物，鉴于2006年国务院下发过一份文件，称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所以他们自称‘新工人’。”
刘忱指出，与传统工人不同的是，他们的流动性强，并缺少与传统意义工人同样的待遇。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在城市发展，不希望回到农村，这就需要重建自己的身份。
尽管他们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了共同的生活轨迹，但十几年来，眼瞧着城市的边界在不断外扩，他们却总也走不进这座城市的中心，“这几年来不断搬家，趋势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边缘”。
我不想在北京“暂住”
组建之初，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只能自己联系演出，成功率仅为1%。“因为很多工地存在劳资权益问题，当听到他们要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看演出，还不要钱，老板们难免生疑。”孙恒说。
一旦有演出机会，大家都会特别卖力。没有舞台，他们就找片空地，工人坐在他们的脚边；没有灯光，工人就把工地的探照灯打开；没有麦克风架子，工人就把钢筋棍往地上一插，麦克风绑在上面。
第一次演出时，大家在中段就唱了歌曲《团结一心讨工钱》，其中有一句是：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唱到这儿，现场的工人特别激动，举着拳头一起唱。包工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立刻把这个“找上门”的演出队赶跑了。
为避免惹祸，此后，这首歌只好被当做收尾，可仍有工人在演出结束后，针对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孙恒他们讨论，比如被拖欠工资怎么办？孙恒他们认为，应该帮助工友们提高维权意识。此后演出队在演出后会给工友派发《劳动合同法》的宣传页，还将工人维权的案例编成相声、小品、歌曲等演出。
除了权益得不到保障外，孙恒意识到，这些打工者缺少公共空间，缺乏与人交往的机会，更没有归属感。
年仅20岁的河南姑娘付秋云正是如此。起初，她在流水线上当工人，但重复的劳动、人情的淡漠，让她看不到生气和希望。一家四口更是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仅在过年时能相聚，她期待能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事实上，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孙恒也没有归属感。“每年都要办暂住证，拿到它时，就觉得自己被排斥在这个城市之外。其实这里也是我的家，可我还要在家里‘暂住’，这种感觉并不舒服。”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但这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也包括了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2.61亿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在刘忱看来，外来务工人员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一般市民有很大差距，特别表现在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以及子女受教育权等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孙恒等几个工友凑钱在租金便宜的皮村租下两个院子，就这样，工友之家诞生了。这里不仅能让工友们找到归属感，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心互惠公益商店以义卖的方式，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同心实验学校试图探索改变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为打工青年提供各类文化教育及城市生活技能培训……
目前，工友之家已成规模。其资金保障除了一些NGO组织的援助外，工友之家也通过公益商店的收入维持其运转，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可在接受采访时，王德志却仍说：“我希望能在这个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
学者吕途对新工人问题研究多年，她常听工友这样说：“很多时候，累一些我都不在乎，都可以坚持，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特别糟糕，我就很难忍受。”
在工厂短期体验后，吕途感觉到：“工厂对打工者的态度就是要抹杀做人的尊严。当人不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向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
让更多工友不再失语
“这里竟没有一间屋子上锁。”这是东北女孩杨诗婷到工友之家时的第一感受。尽管从工作单位到皮村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她坚持每周到这儿来给工人们唱歌。不久后，杨诗婷将在这里举办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唱工人自己的歌。
在皮村，像这样喜爱文艺的人并不少，但他们从前却无力发声。孙恒说：“工人自身需要有表达，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为了让更多的工友不再“失语”，近日，由工友之家主办的2013“新工人杯”文艺大奖赛启动。孙恒认为，要想让新工人的生存现状得到有力改变，工人自身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创造新工人自己的文化就是途径之一。
“打工者之所以要写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自己，是因为大家对漂泊的打工生活有话要说。这个群体被忽视、被歧视，其权利被损害的现象太多了，但他们却缺少自主发声的机会和空间，并很少被主流的文化关注到。在主流舞台上，打工者的形象要么是哭天抢地展示苦难，要么是被丑化、被歪曲或者被消费。”在刘忱看来，打工文化是他们为融入城市所做的文化准备，也是以文化方式塑造和认识自我、维护自身权益的文化自觉。
这种文化的效用恐怕无法在短期内奏效，而这群新工人要面临的现实依旧严峻。
“皮村要拆了。”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它已经成为政府储备用地。“希望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考虑到‘人’，人不应该分为本地人、外地人。有没有可能把皮村保留下来，或者拆了之后，能不能考虑工人的居住、工人的学校、工人的医院？”这些问题，眼下依旧只能打上问号。
吕途认为，在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新工人都处于弱势，但“城市发展不能不考虑普通人和打工者的需要，只有‘以人为本’，社会的疯狂发展才会停止下来”。
面对拆迁，孙恒很乐观，因为“村子虽然拆了，但人还在”。孙恒强调：“起初，政府对打工者没有明晰的政策，只是把他们当作自来水，在需要的时候才把闸门打开。但现在我们得到更多关注，包括从法律层面协调劳资关系就是进步。”
目前，工友之家的员工的共同愿望是，将它建成一个公社，“不用担心孩子没学上，我们没地儿住，没饭吃”。此外，王德志还期待自己能过一种浪漫的生活：租辆大篷车和朋友们到各地去唱歌。
采访结束后，新工人艺术团忙着赶往工地演出，他们没有大篷车，只有朋友。
本报记者 张黎姣文 本报记者 杨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