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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钮家巷一处清代的江南民居方宅，现在是备受观光客青睐的苏式民居旅店平江客栈；香港一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唐楼建筑“雷生春”，如今成了一家现代化的中医药保健中心；澳门建于20世纪初的家族祠堂何族崇义堂，与周边建筑一起成为文化创意园区；台湾中部的历史建筑台中放送局，修缮后成了城市文化景点。
近日，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建筑遗产再利用研讨会在天津举办。来自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建筑遗产再利用”的主题，分享案例与经验。
建筑遗产再利用，在香港被称为历史建筑的“活化”，从字面意思看，就是让老房子活过来。香港从2008年开始实施“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以下简称“活化计划”），“雷生春”正是该计划的第一期项目。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副秘书长雷洁玉在研讨会上说：“活化计划的对象是政府拥有的历史建筑，由政府主导并提供财政支持，但政府不是一个人在做事：首先由非营利机构递交建议书；再由来自建筑、测量、历史等各领域的非官方专家对建议书进行评审；最后获选的非营利机构将负责建筑今后的运营；在这过程中，政府主要担任监察角色。”
迄今为止，活化计划已经进行了3期，12个历史建筑拥有了新的身份：建于1902年的旧大澳警署成为一家文物酒店，建于1935年的私人宅院虎豹别墅成了一所中西音乐训练中心，还有一处监狱建筑群变成了医院，一座老法院变身成艺术设计学院……尽管功能已和过去大相径庭，但建筑风貌都得到保存。
与香港相比，澳门虽然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但十分之一的面积都是保护区。如何利用为数众多的建筑遗产，澳门的经验是“官民携手、多方共赢”。何族崇义堂项目的建筑师梁慧敏说：“保护文物建筑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在合作协商的过程中，不但产权人能对自己持有的建筑遗产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同，而且建筑活化后能作为教育大众的具体例证。”
台湾阿里山区的林业是日本占据台湾后兴起的，如今随着林业的没落，与之相关的铁路、宿舍、工场也逐渐成为城市中的“失落空间”。2005年，当地的嘉义市开始有计划地进行“阿里山林业铁道文化艺术轴带”的规划整修工程。现在，“阿里山森林小火车”俨然已成为台湾旅游的一张名片。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系教授林崇熙说：“对待建筑遗产一定要往前看100年、往后看100年，再来决定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30年前如果在台湾提保护日据时期建筑，一定会被骂，但现在大家都在保护，可惜有些地方已经起步晚了。”
其实，大陆也并不缺历史建筑重焕生机的好故事。除了文章开头所说的平江客栈，北京明清两代的皇家庙宇现在是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旧址是东南大学的主校区，四川安仁镇的老公馆群落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群……
不过，大陆的老房子们有着诸多疑难杂症，比如地理偏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柴晓明说：“一些建筑并不在人口密集处，而是孤零零地在山区郊外，如何再利用就是难题。现在各地都在建遗址公园，这的确是一种利用办法，但投资巨大。”再比如民众参与度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俭正在贵州做一个村落保护计划，项目的支持者世界银行强调“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周俭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和西方社区的观念不同，缺乏“自下而上”的意识，对成立村民机构也并无太大热情。
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处，其中建筑类遗产40万处。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我们对建筑遗产的利用存在‘不够’和‘不当’两方面问题。”“不够”，就是将建筑遗产进行“冻结式保护”，没有考虑使用，使其陷入“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怪圈；“不当”则表现为一些热门景点被过度利用，只为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甚至将国有建筑遗产变为私人会所。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夏铸九说：“好的工程师要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识，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一些观点需要反省。不能把古迹神圣化，不能把人抽离出去，建筑只有用起来才是活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曾做过一个有关增冲鼓楼的保护计划。增冲鼓楼的建筑本身比较完整，并没有遭到太多破坏。当地有一个传统节日“吃新米节”，节日当天，吕舟发现全村的人都身穿民族盛装坐在家里看电视，原本是集会场所的鼓楼前却空无一人。吕舟问村主任怎么没有活动，村主任说这有什么难的，立刻就在广播里召集了全村人。两个小时后，没有任何准备，一场最传统的侗族欢庆仪式就在鼓楼前开演了。然而，传统节目结束后，老人们散去了，年轻人又开始围着篝火跳迪斯科。吕舟说：“建筑遗产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有了活的文化才有活的建筑。文化传承需要文化自觉，发挥当地人的力量非常关键。而如何让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比保护建筑本身更难。”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