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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官“集体招嫖”案，给舆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人们对司法官员腐败的贬斥之余，也勾连起类似“侦探式反腐”权利冲突的法治争辩。爆料人如同幽灵般跟随法官，记录下一段段灯红酒绿的隐秘生活，这样的反腐方式是否妥当？偷拍是否涉嫌侵犯隐私权？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折射出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权益选择。
近年来，网络反腐风起云涌，尤以曝光官员私密丑闻的方式最为引人注目。或偷拍，或窃听，在信奉“有图有真相”、“用视频说话”的网民行动中，一批问题官员纷纷陷入“日记门”、“艳照门”、“不雅视频门”。这样的反腐举措让不少官员如坐针毡，也令一些法律界人士产生担忧。法治社会，以刺探官员私生活的方式挖掘反腐线索，究竟面临哪些权利风险？又会不会将我们引向法治的歧途？
法律人士的风险提示并非杞人忧天。从目的来论，陷官吏于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无疑具备正当性基础，许多贪官“落马”也的确得益于监控视频或照片的曝光。但从手段来看，公民私自偷拍与披露官员私密信息，暗含着一定的权利风险，这里面既可能包括监督失准造成的官员名誉权、隐私权伤害，也包括监督失范带来的其他公民民事权利损耗，对此我们不得不持以谨慎与理性。
自从网络反腐问世以来，便一直面临着某种“合法化”困境，网民无论基于什么目的的监督，其手段总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这种困境源自网络反腐本身存在的权益冲突：在隐私权与监督权之间，究竟如何选择并恰当均衡，我们既缺乏明确的立法规范，更缺乏成熟的司法判例指引。于是，在反腐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监督权的公共价值衡量，明显超越了隐私权，此时对官员隐私的强调无疑显得不合时宜，且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声讨。
合乎法治的理性观察，首先是正视这种法益冲突的存在。
第一层面的冲突来自公民隐私权与监督权之间。偷拍也好，利用公共监控视频也罢，画面中都可能包含其他公民的隐私信息，对这部分私权，不能因为监督权的公共价值而忽略。此时网络反腐的具体手段，应当受到权利行使以不伤害其他公民权利为原则的限制，监督过程中捍卫其他公民的隐私权利，不能殃及无辜。
第二层面的冲突较为复杂，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监督权的边界。当前舆论的共识是，官员的隐私权范围应小于一般公民的隐私权。法治视野下的官员，当然也拥有隐私权等民事权利，其私生活并非可以任人干扰，但是其隐私权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官职的限制，较之明星等公众人物应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约束，一旦涉及官职腐败或违法现象，就应当让位于公共监督权。
既要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又要适当保护官员的民事权利，这种均衡之道，依旧要取决于公民监督的法治化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公民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获得的证据，不能被法庭认为是有效的证据。据此，公民以偷拍或曝光的方式反腐，也当强调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在官员的隐私范畴并无立法明文界定的背景下，监督的手段与方式，不能因为法理上官员的隐私范畴较窄而无限扩大。例如，如果爆料人掌握的资料涉及官员身体上的诸多隐私部位，则不宜直接通过网络公开发布，而应当先向纪检监察、检察院等部门举报，在举报未果的情况下，应对资料进行适当处理后再公开。
在成熟的公民理性范畴内，合乎法治化的网络监督路径，应是官方举报渠道优先，私自曝光监督应恪守注意义务，以不伤及无辜和不造成不必要的权利损害为原则。当前，由于一些官方举报监督渠道受阻，使得公民更相信网络，更愿意寻求网络曝光的私力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把事情闹大”的监督方式虽然手段上存在风险，却容易引起反腐部门的有力查处。改变这种现状，显然有待于反腐部门“正人先正己”，做好公民监督的权利保障工作，将网络私自曝光式的监督吸引到正常的法治渠道中来，以实现各方权利冲突的安顿与平衡。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继续回避对官员隐私权的界定，究竟哪些属于官员的纯个人隐私，哪些属于与职务廉洁性相关的部分，这种界限立法或许难以一时作出清晰的标识，但在民事诉讼的个案中，司法机关可以探寻、发现其中的“奥妙”，以形成指导性的判定规则，最终确立起官员隐私权的限度与公众监督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