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公去了一趟台湾,在台北逗留10天。这10天的经历和印象,教我刚回到北京的几日,竟有些恍兮惚兮的感觉。
活着的文言
抵台的次日上午,我和一位台湾朋友相约去拜访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李鍌先生。我们到了李鍌老师住的小区单元门口,等待开门时,忽见门边的玻璃上贴着一张A4白纸,上书两行字:“提防宵小,尾随而入”。我一乐,随口道:“好斯文啊!”因为在大陆,像“宵小”这类文言用语,除了写文章时会偶尔一用之外,日常用语中已基本不用了。同行的台湾朋友问我大陆是怎么说的。我说:“通常就写‘当心小偷进门’。”
这回轮到台湾朋友乐了。
在台湾,处处可见还“活”着的文言。比如,电视节目报道新闻:“刚入伍新兵被‘同袍’欺负……”。“同袍”一词语出《诗经·国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而同样的意思在大陆称为“战友”。
台湾的报章杂志上,文言用语更是比比皆是,什么“治丝益棼”“袍泽之情”等。有些成语,即使经常与文字打交道的大陆人也感到陌生。
至于台湾学人的谈吐更是文绉绉的,口中常会冒出“太夫人”“内人”“垂询”之类的称谓及用词,教笔者乍一听,脑子里要转个弯才会明白。
李鍌先生曾与大陆学者合作主编《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他在和我们闲谈时提到最反感大陆的三个字:“抓”、“搞”、“干”。笔者闻言哑然失笑。
令人怀念的小饭馆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集中了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尤其在台北老城区,各色小饭馆遍布大街小巷。笔者住在中山区南海路,一到饭点儿,满街飘出各种食物的香味,像我这般嘴不馋的人,也被刺激得迈不开步子。
这些小饭馆大多拾掇得十分整洁。老板和伙计衣着干净,有的看上去文绉绉的像个读书人,对待客人不卑不亢,谦和恭敬,即使你只花40元台币吃一碗馄饨,收款时也会连声道谢。
笔者有一次去吃花生汤。一位顾客买了两碗预备带走。老板是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先将汤分盛在两只圆形纸餐盒里,盖好盖子摆在一边,接着从抽屉里变戏法似地摸出一片圆纸板,跟餐盒盖子一般大。他将圆纸板垫在盛着花生汤的餐盒盖子上,再摞上另一碗,最后套上塑料袋,稳稳当当地交给顾客带走。
相比于大陆的小饭馆,台湾小饭馆老板有一种职业的尊严感。他们不光以此谋生,还以此为荣,所以他们会用心去经营,尽力做到让每一位顾客满意。
咖啡馆里读书写作
咖啡馆可以说是文化品位的象征。我下榻的南海路和福州路交叉路口一带有不少咖啡馆,走几步便是一家。
台湾的咖啡馆通常比较幽静。店内简洁的装饰,色调柔和的桌椅陈设,配上灯光、音乐,营造出一种安适静谧的氛围,特别适宜一个人静静地呆着,读书写作或上网。咖啡馆内经常会有各种族群的聚会。有一个周末下午,笔者在教师会馆楼下的南海咖啡馆里看到一景:十来位穿着得体、举止斯文的老先生老妇人,分坐在临时拼起来的长桌子两边,每人面前摆着一杯咖啡和一碟小点心,神色怡然地款款交谈。他们如霜的白发、盈盈的笑语和安详的神情,配上咖啡馆柔和的灯光和音乐,构成一幅和谐而温馨的画面,令人感觉老年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台湾的咖啡馆还令笔者明白一个道理:19世纪的不少西方作家为什么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笔者在北京,有几次与朋友约在咖啡馆见面——说起来还是世界知名的连锁店,猩红的沙发颜色恶俗,因为太旧而一坐下去就起不来,最难忍受的是环境嘈杂,邻座客人大声说话,根本无法静心读书写作。
不过,笔者在台湾的咖啡馆里还遇见一件尴尬事。临走前一天,我在南海咖啡馆等一位朋友。邻座有几位先生在喝咖啡,桌子上摊着一摞发黄的旧信封,看上去年代颇有些久远。从断断续续传到耳中的话语来判断,他们好像在商量将这摞信件当作文物卖给大陆人。其中一位先生口气激昂地说:“大陆人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你就说一百万吧!”
“奇葩”的博爱座和银行
台北的公共交通相当方便,尤其是地铁——台湾称捷运,秩序相当好,上班高峰虽然人也挺多,可大家照样不慌不忙地排队鱼贯而入,没有人争先恐后,害得我这个大陆人不得不也跟着故作斯文。
台湾地铁里每节车厢设两个紫色“博爱座”,是专门给老弱孕残者准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空着,旁边的人也宁愿站着不去坐。有时候,乘客站得满满的车厢和空空的博爱座,形成一道奇特的风景。据说此现象被去过台湾的大陆人称为“奇葩”。
不过,在笔者眼里,台湾的银行也堪称“奇葩”。快离开前两天,笔者发现身上带的台币用完了,便去旅馆附近的“大通银行”去兑换。当我跟窗口负责办理的营业员说明之后,这位面容清秀的小姐却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地告诉我:若是在她们银行兑换需要付100元台币的手续费,可要是多走几步路,到街对面的台湾银行去兑换就不收手续费。我一听,又诧异又感动,赶紧说谢谢。这位小姐怕我不认识路,还让保安大哥到门口指给我看。
银行是以逐利为目的,各家银行在业务上应该是死对头。可是,世上居然有放着钱不挣去帮别家银行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比“博爱座”还要“奇葩”。
开出租车的老先生
在台湾坐出租车,有好几回,司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先生。他们往往衣着整洁,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加领带,坐在驾驶座上背挺得笔直,好像很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别看他们年纪大,身板都相当硬朗,下车帮乘客拎行李毫不含糊。看他们的神情气度,能感觉出之前并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但我不好意思贸然询问。后来听一位台湾朋友说,我遇见的这些“老先生司机”很多做过别的行业,有的还当过老板,年纪大了不想做了,身体还不错,不愿意呆在家里“颐养天年”,于是就去开出租车,因为计程车在台湾又称为自由业,可以用自己的车子来经营,上下班时间比较自由。我听了恍然,难怪有一回还遇上一位开奥迪的出租车老司机。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说这辆车是他自己的。
不过,令笔者好奇的是,这些曾经颇有“身份”的老先生,为什么退休后会愿意去干这种在大陆人看来职业声望不高的工作?他们的家人又怎么会答应?并且,由此是否可以得出台湾这几十年来,虽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比较深?
我想,下回有机会再去台湾,可以深入访问一下。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台湾人。如果用“斯文在兹”来形容,也许不会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