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柳鸣九的名字也许有些陌生,然而,如果时光倒退30年,他堪称年轻人的偶像。有一位中年人这样回忆:“1985年的一天,我在上海南京东路逛新华书店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也加入了队列,当然不是买减价咸鸭蛋,而是一本畅销书,叫做《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两块多一本。好不容易抢到一本,满身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标榜“自我选择”的法国作家萨特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热”。反对者将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一起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可哪里挡得住时髦的年轻人不管看不看得懂,都以人手一册《萨特研究》为荣。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正是柳鸣九,他也被称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和30年前一样,年近80的柳鸣九仍然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宿舍楼里。穿过狭窄阴暗的楼道,一套不过3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水泥地、白灰墙、绿漆门,没有经过任何新的装修,日光灯还是拉绳开关的,时间流走的痕迹,烙在陈旧的沙发和家具上。“30年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柳鸣九说。
由于身体欠佳,柳鸣九只能承受两个小时以内的会客时间,严谨的他已经提前准备了构思好的回答。只是说着说着,老人的思维就又发散开去。
柳鸣九出生于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权威,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可谓“文科界的两院院士”。不过老人并不热衷追求荣誉,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两个书柜,里面300多册书都是自己写的、译的、编选的、主编的成果”。十几平方米的小书房中,从书架到书桌、从窗台到地上,都堆满了书。“标准陋室,有书则灵。”柳鸣九笑着说。
和当年“萨特热”一样,“文学热”也已经逝去。谈到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柳鸣九说:“如果法国18世纪没有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潮,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至少革命不会具备那么完备的形态,不会那么彻底。在美国,众所周知,《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南北战争也起到了重要影响。但是,我注意到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之后,说了一句很引人注意的话,大意是‘文学无用’。一个21世纪的中国作家为什么这样讲,值得深思。”
尽管年事已高,柳鸣九仍笔耕不辍,最近还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与翻译,他的15卷、600万字的《柳鸣九文集》也即将付梓。“人在退休后都有惯性。走仕途的人退休后无权可用,但我一辈子摆弄书,退休后仍然可以继续摆弄。有时也想清闲,但看着一本本、一套套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陆续问世,也算是老年的乐趣。”柳鸣九说,“何况稿费还能贴补家用,可以带小孙女出去撮一顿。”
柳鸣九有两个小孙女,他自己的小孙女一直生活在美国,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另一个“小孙女”晶晶,其实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工,母亲长期在柳鸣九家做家政助理。于是,儿孙不在身边的柳鸣九和他的夫人——英美文化专家朱虹,成了晶晶的“养育者”和“监护人”。
晶晶一直成绩优秀,但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高考。她的两位“监护人”虽然学富五车却是囊中羞涩,无力承担自费留学的高昂费用,于是只能发挥自身“优势”,亲自教导她的功课。经过两位老人十几年的努力,学业优秀的晶晶得到一份奖学金去了美国念大学,今年夏天已经大学毕业。
柳鸣九回忆道,送晶晶去上学的那一天,第一次来到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柳鸣九有些晕头转向,他已经很久没坐飞机了。听到这,中国青年报记者好奇地问:“作为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难道出国很少吗?”柳鸣九答:“我出国的次数相当少,每次的收获却是沉甸甸的。我去过两次法国,回来就写成了《巴黎名士印象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和《巴黎散记》3本书。出国少并不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因为,第一,国内有关机构和图书馆,在外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文典籍储量很充足,足以让人穷经皓首;第二,我眼见有些人经常来来往往于国内外,耗费大量时间,学术上却收效甚微。”
在出国问题上,柳鸣九把钱锺书作为榜样。“如果我没记错,钱锺书在1949年后只出了一次国,但他对西学的研究,却远远超越了那些在中外文化交流道路上忙忙碌碌、风尘仆仆、风光十足的‘学术活动家’。”
柳鸣九的父亲是一名厨师,在那个年代靠着一把菜勺培养出了3个大学生,很是不易。身为长子的柳鸣九对积劳早逝的父亲一直感念,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选《子在川上》中,第一篇就写的是《父亲的故事》。和一些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不同,柳鸣九“毫无家学渊源”。经常有人问他童年有什么“早慧根由”,柳鸣九戏谑地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回答:“亲爱的霍拉旭,很多事情是在你的哲学之外。”
“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按照这个逻辑,人们以为凡是有所作为的人,必然有不平凡的童年,但我从初三才开始读一点外国文学作品。如果说在这个专业上算是有了一些作为,那完全是在中学到大学、又在长期的工作中,慢慢学习、勤奋努力的结果。”柳鸣九说,“如果把我当作一个案例,那似乎可以说明:一个在起跑线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只要后来努力,也不见得会输。”
萨特曾经说:“人是自我选择的。”柳鸣九还记得,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大的选择,就是年轻时候关于要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当时想,要做大丈夫,不外乎三种选择: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当‘圣贤’我做不到,立功为社稷也做不到,就选立言做个学者吧。”这一选择,就是一生。
采访柳鸣九时,因为天气炎热,他上身穿着衬衣,下身是一条西装短裤。拍照时,一头银发的他十分注意形象,特地叮嘱:“不要拍到下身,不好。”看来,老人家并不知道现在外边年轻人的裤子早已越来越短,又或者,他即使知道也坚持自己的标准。
采访结束后,柳鸣九坚持送客到楼下。他返身关上自家那扇生锈的铁门时,记者突然发现门上粘着一张纸条,上有“年老有病 谢绝来访”8个手写大字。“这张纸条贴了很久,但常有失灵的时候。”柳鸣九笑言,“我身体不好,也不太愿意公开说话。自己在家,只要看着我那两柜子书,也就自得其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