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大学生村官反腐有心无力

    继广州市白云区立案查处43名村社干部腐败窝案之后，南京市检察部门近期又最新发布《“村官”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2年，南京全市查办“村官”职务犯罪案件44件50人，其中七成因征地陷入犯罪泥潭，并以窝案居多。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查处的村官贪腐窝案引起公众关注。村官虽小，贪腐数额不小，且其贪腐行为在农村影响恶劣。对此，每天生活、工作在农村，与大小村社干部打交道的大学生村官们感触良多，他们在忙着提升农村工作本领的同时，开始反思，怎样才能做到在反腐工作中有所作为。

    真正困难的群众为啥上不了低保名单？有文化的优秀大学生为啥不能推优入党？

    张召（化名）已经在东部某经济发达省份当了5年大学生村官了，不久前，他还被破格提拔为村委会主任。然而，即便如此，他在村里说话，分量还是有限。

    前几天，村里要上报低保户名单。根据张召的调研，一户本该“必吃低保”的农民家庭没能拿到低保名额，而另一户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农户却上了低保名单。

    前者一家两口人，老太太80多岁，儿子有智力障碍，未婚、没工作，家里至今仍住在土坯平房里；后者也是一家两口，老人一人赋闲在家，儿子外出打工，有一份不低的稳定收入。

    不顾村委会主任张召的反对，村党支部书记毅然决定把低保名额给了后者。“后面这家人是书记家亲戚”。张召曾就此事专门找书记理论，得到的答复却是“名单不能改”，理由是“后者家的老人一人在家，没人照顾”。

    张召告诉记者，后来，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那户被挤出低保名单的人家纳入每年民政慰问的名单中，“逢年过节能拿到点慰问金”。

    对此，华北某省村委会主任、大学生村官李威（化名）也有同感，“开着奥迪领低保，不是坊间流传的笑话，是真事儿”。

    李威也同“一把手”交锋过一次。那时，村里进行推优入党，李威觉得应该优先推举村里几个有文化的、年轻的大学生，但村党支部书记执意推选了几名“年纪又大、又没文化”的老村民。

    李威告诉记者，村民党员较普通村民有更多的参与农村各类事项的决策权，按常理，应由懂财务、懂法律、懂规章的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如此行事，事出有因，“这些人都跟村书记关系比较好，没啥文化，要让他们投个票，请客吃顿饭、发两包烟就行”。

    尽管对“一把手”的做法有诸多不满，但李威也无能为力，“村书记不归任何部门管，镇里与村里也就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跟谁说去？”据了解，李威虽然是村委会主任，但涉及村里的财务、账目等事项他一概不清楚。

    大学生村官“一把手”如何为“官”

    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目前正“寄人篱下”不同，河南省舞阳县莲花镇玉皇庙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梁书宇已经是个正儿八经的“一把手”。前两天，刚刚有几个村里的好朋友找他帮忙，为的就是“吃低保”这个事儿。

    “宁可得罪朋友，也不干这事儿。”梁书宇回绝了朋友的要求，在他看来，“低保舞弊”对于村官而言，是最得不偿失的事儿，“利益不大，但在村民中间影响极坏”。

    “低保舞弊”最容易被村民发现，且在村民中“一传十、十传百”效应极强。梁书宇在做书记助理时，就曾旁敲侧击地提醒过老书记，“我拿些讲贪官的书给他看，跟他讲村官腐败最早就从低保这种小事儿上开始，再介绍几个案例说故事给他听”。

    当上“一把手”后，梁书宇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纠风”。他要求村两委每周集体开会两次，一次学习惠农政策、党建思路，一次学法律、讲廉政或者贪腐故事，此外，每月还要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

    这一举措曾令村两委个别同志不满，“别的村一年开不了两次会，俺们这里一周两次”。

    但几次学习下来，村干部们琢磨出点儿意思来了。有人汇报思想，说最近别人送红包要求办个什么事儿，大伙儿讨论讨论，这事儿能不能办、红包是否上交；有人“炫耀”自己廉洁，别人给自家送了什么礼品，被自己给退了回去；还有人批评村书记梁书宇，指出他这个月的思想汇报没有及时上交，自己发起的工作自己没带头做好。

    玉皇庙村有一个由各个村民小组代表组成的26人村民民主监督委员会，村里的重大事项都要由监委会投票表决，特别重大事项由党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共同表决。对于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年龄，梁书宇有明确规定，以年轻人为主，平均年龄约40岁，文化水平至少高中毕业。

    梁书宇说，大学生村官与普通农村干部不同，受地方组织部门直管，尤其需要做到自身清廉、公平公正。他坦言，做到这一点，对于已经当上“一把手”的大学生村官可能并不难，但对于普通大学生村官而言，并非易事。

    组织部门能否为大学生村官反腐撑腰壮胆

    大学生村官张召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看到老村官的违规行为，究竟应该指出还是不吱声？对村里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究竟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向镇上反映？

    他多么希望，在这种“两难”的时候，能得到组织部门官员的指导。他告诉记者，在大学生村官入职培训时，组织部相关人士一直都强调要“向老村支书、老村主任虚心学习宝贵经验”，但却未提过“预防贪腐”的事儿。

    “大学生村官入职时，除了正面的培训宣传外，能不能给些警示？说些村官贪腐的处理情况，引导我们未来怎么做？”张召建议，组织部门在组织大学生村官参加创业培训班的同时，也能邀请一些检察官、法官、纪委干部来讲讲“反腐”，“创业班培训50个村官，可能只有5个会真正创业；但‘反腐’班培训50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警醒，回村后还能讲故事、做宣传。”

    此外，张召建议，组织部门调研大学生村官工作时，在对一部分村官提出表扬的同时，是否也能对另一部分表现不佳或与老村干部“同流合污”的村官提出批评，并清除出村官队伍，“这是对其他大学生村官最好的教育，不能光说好的、不说坏的”。

    李威则建议，组织部门在定期要求大学生村官上交思想汇报的同时，收集大学生村官对完善农村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李威自己就有一条建议，但不知道向谁、向哪个部门提。

    “村里征用土地，村民代表大会后应该向上级乡镇申报，但大多只是走形式，申报手续简单，也从未见过‘反对’的批复，全都是‘同意’。”李威说，很多出现腐败问题的村书记都是经济条件较好村的“明星村书记”，同乡镇、县里的领导关系都很好，“应该有一个健全的审批程序，由多人、多部门负责监督、批复村级项目，这样才能降低凭关系通过的几率”。

    在农村一线干了4年，李威有很多有关农村反腐制度的想法，“如果组织部门、纪检部门能来听听我们的想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