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凯恩斯主义

    灾荒与经济萧条，是有人类以来挥之不去的噩梦。范仲淹主政浙西时，就发生了波及整个江浙一带的严重灾荒。范仲淹是如何应对的呢？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有完整记录：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意译一下：公元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满地都是。此时，范仲淹在浙江当“人民公仆”。他的应对之策是，开官仓放粮，募集民间财物，假富济贫。这没什么稀罕的，但范仲淹的奇招是，组织龙舟比赛，且率领下属，日日宴饮于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终日不绝。又召集寺庙主持，和他们说：饥荒之时，工钱便宜，赶快大兴土木，修寺庙啊。再修建粮仓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有个官员看范仲淹如此作为，就参了他一本。为此，范仲淹亲自写了一个条陈，为自己辩解说：所以宴饮和大兴土木，都是用富人、富余的钱，去做应该做的事儿，因此，带动商业、饮食、务工和制造之兴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万人。救灾和振兴经济，没有比这更有效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一年，两浙灾荒重灾区，只有杭州社会安定，没有流民，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后，凡是发生饥荒，各地发官仓之粮，召集民工兴修公共设施，遂成为惯例。这种做法，既可以救恤灾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业，这都是范仲淹的美泽啊。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过早。我的看法是，虽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决了两浙之饥荒，享誉当时，流芳于今，可终究是经验之谈，经济学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没有成为科学。这不是范仲淹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之伤。中国学术从来都是大杂烩——没有学科分类，也没有概念之提炼与抽象，更没有严谨的逻辑与方法。

    同样或类似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会发生什么呢？1929～1933年漫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赶上了。1933年，凯恩斯出版了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既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又确立了凯恩斯的大师地位。凯恩斯的基本论点是：市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驱动下，工厂大量生产，使得供给远大于需求，产品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而劳工就业不足。劳工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从而进一步拉低价格，经济萧条因而由浅入深陷入绝境。

    应对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闭经济体，则有两种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是开放经济，还有一个出口需求。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北宋要开放得多，但因时代所限，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数，也就只有投资与消费两种选择。范文正公的投资，主要是两项：一是寺庙；二是官衙和粮仓。消费也有两手：一是赛龙舟；二是大吃大喝。

    范仲淹与凯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经济萧条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应对之策，也取得了大体类似的结果。

    帝制、北宋、范仲淹；资本主义、英国、凯恩斯，时空相隔，世事悬殊，却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其中，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隐含着某种必然？究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风景，还是人类世界风景的一部分？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