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当人使用

    这句话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讲的。《控制论》于1949年发表之后，维纳在1954年出版了另一本名著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讨论“控制论与社会”。这本书中文版由陈步翻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当时，禁谈“人性”的极左思潮尚未得到清除，译者和出版社可能都还心有余悸，故不敢直译书名，被迫曲译为《人有人的用处》——同语反复，毫无意义。这个英文书名，我认为中文意译应当是“对人的合乎人性的使用”，直译则应当是“把人当人使用”。

    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曾经有过“把人当祭品使用”，“把人当会说话的牲口使用”，“把人当愚昧无知的劳动力使用”，“把人当商品使用”，以及“把人当齿轮和螺丝钉使用”的种种情况，总之是不把人当人使用。当然，也有社会“把人当人使用”的情况。

    在上一个世纪，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竞争了几十年，为什么结果是计划经济落败而市场经济获胜呢？我认为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逆人性而市场经济顺人性。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哲学讲“势”，我愿把顺人性治理称为顺势治理，把逆人性治理称为逆势治理。顺势治理如水之就下，无须强加外力而效果颇佳；相反，逆势治理如逆流而上，必得强加外力而效果不好。

    试回想中国施行计划经济的年代，各单位都需要党政工团妇不断做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开大会、做动员甚至开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需要政治学习甚至不断搞运动整人，需要抓革命、促生产甚至挑灯夜战，还需要人人斗私批修，年年评劳模戴红花，“天天读”学毛选。结果生产还是上不去，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改革开放年代，逐步推行市场经济，打破铁饭碗，实行雇佣制和聘任制，用市场、工资和奖金调节，调动人的利己本性，不再做那些无用功，结果生产上去了，经济发达了，物资丰富了。可见人性的力量。

    是呀，人性利己，可始终是推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人有无穷潜力，可是这潜力既是动力也是破坏力，恰如元素中的铀235：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把铀235用来发电提供动力，而又不让它的放射性外泄造成破坏，就要建造安全可靠的核反应堆，社会“把人当人使用”也得这样。核反应堆需要设多层防护，对人的使用也需要设多层防护。第一层防护是道德，第二层防护是政策，第三层防护是法律。

    道德是心防，是隐形防护层，靠从小养成和个人内心自律，它给人性提供的释放空间最小。某些社会倚重道德，对人性束缚过紧，结果培养出许多人格萎缩的伪君子，有时甚至上演礼教吃人和宗教戒律杀人的悲剧。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制定的临时性规范，是柔性防护层，它给人性释放提供中等大小的空间。政策便于动态调节，然而政策多变又令执行者无所适从，直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失去效用。法律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社会普遍规范，由司法机构强力实施；既规定权利，又规定义务，既规定行为模式，又规定法律后果，因此是刚性防护层，它为人性释放提供了最大空间。

    亚里斯多德写道：“法治比任何一个人的统治来得更好。”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法治的原则：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且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因此，法治，也只有法治能实现维纳的愿景：令个人得以“最大限度自由地去发展体现在他身上的种种可能性”，而又不对社会造成破坏；国家则得以“把人当人使用”，实现对人性的可控核裂变。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一切活动都有法可依，法制健全程度是现代社会成熟程度的尺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从小培养个人私德，成人就容易不遵守社会公德。政策多变，时有空子可钻；再加上法制有时被操控成柔性的。如果三个防护层都稀松，其总的结果当然是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乱象丛生，腐败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