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所远去60年的大学“掸掸灰尘”

    有一所大学消逝了60年，但它依然活着——活在今日的北京大学里。它就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近日，青年学者陈远以新书《燕京大学：1919～1952》给这所模糊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大学“掸了掸灰尘”。

    对于许多北大人来说，毕业多年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古朴而风雅的燕南园——曾经集纳着冰心、吴文藻、雷洁琼、翦伯赞等燕京大学老学者的宁静所在；普通人对北大的直观印象，则常是“一塔湖图”之胜景——实则出自燕京大学设计者亨利·墨菲图纸下的“中国最美丽的校园”。

    今日的北大与燕园早已合二为一。若追根溯源，北大作为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百年老店”，曾蛰居京城五四大街29号沙滩红楼30余年。直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它才迁入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大这所一度在20世纪30年代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则在约10年的短暂辉煌后，退出历史舞台。

    长期关注中国大学史和近代文化变迁的陈远，在该书中以若干燕大老校友的口述史为主体，试图呈现燕大在上世纪33年中的发展与流变。如果说一所大学的历史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史，那么对待大学的态度，则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因此，燕京大学这一题材，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其介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度，而显得颇具张力。

    更值一提的是，由于燕大历史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作者试图还原其面目的“艰难”过程，令《燕京大学：1919～1952》超越了一本校史书的意义。

    燕京大学诞生于1919年，由清末的北平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美英教会学校合并而来，首任校长是著名美国传教士、新中国前夕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于教会大学一度被视作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创办燕大并影响它最深的司徒雷登，最终也未能如愿葬回燕园、与亡妻并肩长眠。即使到今天，燕大以“档案保存完备”著称，但作者查看档案的过程，也因种种“不开放”而艰难备至。书中收录的口述史和回忆录，亦颇为珍贵，为今人接近一个“真实的燕京大学”，提供了更多的路径。

    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令人印象最深之处，一是中西交融，二是自由精神。

    对“大楼”，书中对燕大选址的描述，生动鲜活。燕大一开始位于城墙旮旯的盔甲厂，作者引用司徒雷登的回忆录，还原了他上任后踏勘新校址的有趣过程——原来，北大、清华能当“对门儿”，还是清华人的主意：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们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对“大师”，更鲜为人知的是，60多年前的燕大，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书中直言，“法宝”是司徒雷登担任校长期间，对中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一视同仁。只要学问突出，不论观点流派，均重金礼聘。“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务长与教授同拿360元”。至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是名师云集：“海归”学者有洪业、赵紫宸、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冰心、许地山；国内学者有周作人、顾颉刚、钱穆、朱自清；还包括了外籍教师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难得的是，燕大对教师的水平要求极高，1922年燕大仅仅认定了4名教授。今日，北大燕南园里“先哲安睡的灵魂”，相当一部分实受聘于燕大。

    在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之下，燕大校园内不必传教，仅崇尚独立与自由。上世纪20年代末，燕大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制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之桥头堡。也是在这宽松氛围中，燕大完成了自身中国化的过程，并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历史。燕京大学规模不大，毕业生不足万人，但涌现的两院院士就有50多位。

    “如同所有教会大学一样，燕京大学一开始的成立目的是为传教，但在后来中西方不断地交融与碰撞中，它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最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遗产。”这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主线——本是再寻常不过的结论，但如同电影《武训传》的解禁一样，燕大面目清晰的一步，何尝不是中国知识界努力破除“禁忌”与“自我阉割”，用真实与公允与当下自处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