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封闭的演播厅里，官员们现场述职并解答专家、群众代表的疑问，影像随之直播出去，百万观众收看，有的还通过场外环节互动……近来，电视问政节目在多地流行，引发社会热议。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477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平日会关注电视问政节目。调查中，近三成受访者表示其工作或居住地举办过电视问政节目。
电视问政到底是监督政府的有效方式还是作秀
武汉电视台是最早举办电视问政的地方电视台。武汉市民熊女士，从电视问政节目开播以来就一直关注，还积极参与电视问政的微博互动，是武汉电视问政“建言达人”的候选人。“我感觉武汉的电视问政并不是在走形式，还是想通过这种形式，督促公务员认真履责，解决老百姓关心的实际问题。”
在已播出的电视问政节目中，熊女士最关心的是小餐馆和非法小作坊的管理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每个市民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武汉的城市形象。“我会继续关注电视问政，如果有可能，做现场观众也不错。”熊女士说。
“我在网上看过几次电视问政，感觉都挺有意思的。”在北京上大学的小丁说，虽然北京没有电视问政，但他很关注其他地方的这类节目，如果有机会自己也想参加。然而，在看过几次节目后，小丁直言，大多数节目的选题比较有限，有些问题即使上过节目，事后也没得到切实解决。“总的感觉，电视问政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
调查显示，24.4%的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是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应常态化；24.4%的受访者表示，电视问政让政府官员直接面对公众质疑，有助于政府了解百姓心声，提高工作效能。
但同时也有23.4%的受访者表示，电视问政内容和尺度都有限制，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有限；25.8%的受访者表示问政效果取决于被问政官员的“演技”，和问题本身没有很大关联；31.7%的受访者表示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事后不一定都能解决；35.8%的受访者直言，电视问政只是让观众过把瘾的“秀场”，没有实际意义。
“电视问政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实际上就是一个‘秀’，但并不是说‘秀’就没有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指出，电视问政最积极的意义，是它能够很快地聚焦问题，将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提到政府议程之中；其次，通过电视节目的曝光、针锋相对的交流，问题解决的效率也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电视问政可以说是一种对官民双方的公共教育。”王锡锌认为，现代政府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品质，就是政府和民众能够就公共问题进行有效地沟通。这种沟通不是在网络上发脾气发牢骚甚至随意谩骂，而是即使针锋相对，也能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电视问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平台，所以越常态化越好。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监督形式，显著提高了群众监督和问责政府行为的互动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其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至于其是否会流于形式，主要取决于电视问政中能否真的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否真正做到人人有监督、事事有责任、件件有落实。电视问政是途径，不是目的。
调查显示，57.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通过电视问政的方式对政府有关部门提意见。
43.6%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节目有必要在全国推广
如何才能让时下的电视问政节目做到更好？调查中，受访者首推“要对问政内容的解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确保问题在节目之后得到解决”（37.1%），其次是“与网络问政联动，扩大影响力和百姓参与度”（26.6%）。其他依次是：“应向更多普通百姓开放节目录制的机会”（20.2%）、“问政内容和尺度范围应当有所突破”（18.1%）、“邀请媒体记者现场提问”（11.9%）、“多一些官员与百姓的互动环节”（10.2%）等。
熊女士认为，不能期望只通过电视问政就迅速解决官员队伍中长期存在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必须把电视问政置于整个问责体系中。她举例说，在一期关于小餐饮和小作坊问题的节目中，曝光了某工商所管理不到位、服务态度不佳等问题，被问政的市工商局长也给出了加强巡查力度、积极整改的承诺，但第二天当熊女士到该工商所办事时，却发现工作人员对来办事的市民仍然态度生硬粗暴。“也就是说，电视问政对这些单位基本上没什么触动”。
王锡锌教授认为，现在的电视问政节目仍然更注重戏剧化效果，试图通过戏剧化来提高收视率。他认为应该逐步淡化其戏剧化色彩，让民众提出他们的需求和问题，然后由政府相关部门在电视问政的平台上进行回应，甚至双方都派出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去‘作秀化’，把它真正作为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才是电视问政将来应该走的道路。”
调查中，55.1%的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只是一种辅助性的问政方式，要监管好官员,仍需从完善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常态的制度监管入手。43.6%的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节目有必要在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