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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烦意乱。原因不值一提：铅笔找不到了。
确实，它只是一支普通的自动铅笔，并且，类似的笔筒里不止一支，可是，我就要找到它，否则无法阅读和写字。
神叨叨地念着“铅笔”、“铅笔”，我在房间里到处转悠，希望“我的铅笔”能够听到呼唤从藏匿处现身——就像走失的孩子突然毫发无损地归来。
不是的，我并非用铅笔读书或写文章，大多数时候，它只是我在阅读时的一个道具，当然，也承担写写画画之责，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突然冒出的感想，赞美或者批评某个句子或段落；在字里行行画道道和星号，以及，记录那些瞬间迸发的“灵感”——好吧，我承认，使用这个词时有些惴惴不安，灵感属于大作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
还有，就是在“我的本子”上记下只言片语，某个标题，零碎的想法，一些段落，直至写作提纲。当然最好是那种狭长、没有格子的空白本，纸质柔滑细腻，适合用铅笔写字，真的，纸的品质很影响书写效果。
我不认为自己过于矫情——要是跟大作家相比的话。伍尔夫就曾写道：“我现在写作的笔太软、太脆弱了”，“我用这样恶劣的笔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尽管伟大的著作都是口授给别人完成的，但是歌德依然对“书写”的过程严格控制，“羽毛笔不能削得太短，也不能太长；羽毛必须除掉；墨迹未开的纸页必须在炉前烘干，而不能用沙来吸干；这一切都必须无声无息地进行，不能打扰他的专心致志。”还有吉卜林，“不能用铅笔来创作小说，只能用墨水，颜色愈黑愈好。”
这些，都是安妮·法迪曼告诉我的。她正在找自己的钢笔，一只用了多年的派克牌５１号，五年级时小男友送的。她用它写诗，写早期作品的第一稿，对它珍爱备至，从不带它外出，可是，它却突然无影无踪了。为了它，安妮走遍卖二手钢笔的商店，拿着过去那支笔写过的字条，可怜巴巴地跟人家说“我要的就是这般粗细的笔迹”。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倾心于安妮了吧，她讲的好些故事，简直就是我的翻版，我们绝对是一路人。
瞧瞧，坐在餐厅里盯着菜单看的法迪曼一家在干什么？
研究菜谱吗？肯定不是。他们对将要吃的东西并不热心，兴致盎然的唯一原因是找到了错别字——菜单上有一些拼写错误，不把它们挑出来，他们就寝食难安。
大冬天裹着被子看书的我做了些什么？发现某句话不通顺，而手边又没拿“我的铅笔”，忍了大半个晚上，最终还是爬下床去，找到它，然后把书里的“坏句子”改过来。我太熟悉“我们”这些人了——在小餐馆里一定要把菜单上的“贵鱼”改成“桂鱼”；前一天路过冷饮店门口看见“冰牌酒”，第二天一定要折回去……
或许我和安妮，还有那许多热爱阅读的人永远不会相识，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气味相投，心有灵犀。安妮给自己的书取名《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和伍尔夫彼此呼应。
伍尔夫说：“普通读者与批评家或学问家不同。他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天分也不那么高。他读书是为了乐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别人的意见。”她把自己的读书随笔集起名为《普通读者》。估计伍尔夫时代的“普通读者”素养普遍比较高，不然的话，他们一定嚷嚷着“看不懂”，轻巧地把全部责任推给作者。
普通读者应该就是安妮·法迪曼这样，为着自己的书要不要和丈夫的“结合”起来，而踌躇十几年吧。他们的书各自占领着阁楼的南北两头，分疆而治，即便是同一作家的作品，也互不相见。两路“书兵书将”终于决定会师了，如何重新排列它们又成了麻烦。安妮要求，同一类别的书按年代安放，她的理由是：苏珊·桑塔格就是这样做的。
照顾到婚姻生活的和谐，喜欢按姓氏字母列序的法迪曼先生接受了这一要求，可当他把莎士比亚的剧作从一个书架上取下转到另一个书架时，法迪曼夫人大叫：记着年代，你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写作时间比《暴风雨》早！
大口喘气的法迪曼先生后来承认，他很少郑重考虑过离婚，但这是其中的一次。
最终，两位普通读者——法迪曼先生和太太的书，合二为一，他们真正结婚了。法迪曼太太开始在她的《闲话大小事》、《书趣》以及《旧书重温年华》里，博学幽默、出人意料地讲述各种与书相伴的故事。
另一个普通读者——如果能算得上的话，正在那些文字里“梦游”。她听说车在楼下被蹭了，头也不抬，轻描淡写地说“找保险公司”。突然扭头发现，一杯热茶正放在阳台上丢了好久的书上，马上跳了起来，肇事者要大祸临头了！
我的书，自己怎么祸害都行，乱扔，折角，划线，扔掉难看的书封，沾上污渍，却绝对不允许别人染指。
借书？算了吧，我宁愿送你一本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