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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从10年的冤狱出来5个月了，张高平自称“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
他已经48岁，还寄住在亲戚家。瘦弱的身躯上晃荡着一件宽大的翻领衫，驼背，秃顶，本已花白的鬓角倒是长出些黑发。
一同洗冤归来的侄子张辉站在他旁边，足足矮他半头，更瘦。这个37岁的男人从烟盒里拔出两支香烟，递了一支给叔叔。
安徽歙县七川村一间农舍前，叔侄二人倚着树抽烟、聊天。张辉的手机信息滴滴滴响个不停。
“我看没有它，你要活不下去了。”张高平斜着眼睛揶揄没有工作、用手机闲聊打发时间的侄子。8月末，属于叔侄俩的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接近黄昏。
2003年，长途货运司机张高平和张辉受人之托，搭载一个女孩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发现遭人强奸杀害，叔侄二人随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后，该案真凶落网。又过8年，2013年3月26日，他们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从被拘留到被无罪释放，叔侄二人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
5月，浙江高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两人国家赔偿金110多万元。
因为觉得“太少”，这笔赔偿，叔侄俩至今尚未领取。他们不务农，也没有打工，日常支出全靠家人接济。
如今，在张家门前的小路上，几个月前迎接叔侄俩回家的、厚厚的鞭炮碎屑早已被清扫干净。村民遇到了，会神态自然地用乡音招呼，好像他们从未离开过。
这起冤案引起全国范围关注之后，萧山五青年案、蚌埠杀妻案接连进入公众视野，争议近20年的聂树斌案也再次掀起大规模讨论。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些案子。”张高平说，“凡是被冤枉的，能平反，我就为他们高兴。”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废人”，对未来没指望了。
赔偿
“昨天蚌埠翻（平反）了一个，也说到你们的名字！”8月14日早上，张高平的大哥和嫂子，也就是张辉的父母，拉住他激动地说。
张高平从兜里摸出外甥送的苹果手机，比起刚回家的时候，他对这个通体漆黑的玩意儿已经熟悉了很多。
他打开浏览器，用手写输入法把“蚌埠、无罪”等关键词输进搜索栏。很快，他看到了于英生被无罪释放的消息。
1996年，同是安徽人的于英生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17年后，安徽高院再审宣告于英生无罪，当庭释放。
捧着手机，张高平仔细地研究着案情。与此同时，张辉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场与自己的案子一样，引起全国范围关注的“平反”。在电视画面中，于英生已经花白了头发，肩膀佝偻。
“我认为这跟我俩的事没关系的。”张高平说，尽管新闻报道特意提到了“叔侄冤案”。在得知于英生也获得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后，他更关心自己的赔偿了。
“就那么一点钱，有什么用？”张高平说到“110万”，表示他不会去领。张辉则把头偏向一侧，看着远处，小声嘟囔着补充说：“现在村里盖个房子都要五六十万。”
房子，是叔侄俩最常说起的话题。按照村中的传统观念，房子意味着家、财富和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张辉没房子，老婆难娶；张高平没房子，女儿难嫁。但如果用这笔补偿盖房子，“一下子就会出去一多半！”张辉说。
事实上，“钱”或许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按照当地如今的规定，他们并未获得建房许可。
“要不是被他们耽误了10年，我的房子早盖起来了。”站在父母家的老屋平台上，张辉指着屋后的一小片坡地说。
按照他的说法，那片铺满野草、细竹丛生的土坡是属于他的宅基地。而张高平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危房，不能住人。不过，“涉及拆迁补偿问题”，他们的盖房申请没有被批准。
刚回家时，让张高平不满意的不只是房子。对于浙江省公安厅起初的微博道歉，他曾挥挥手，“不知道那回事”。
而对于当时悬而未决的国家赔偿，他让律师转告杭州方面：“不解决问题，我要背被子去了。”
“背被子”是指“睡到浙江政府门口去”。张高平说自己不会做违法的事，但他“耍得了无赖”，“要看看最后丢谁的脸”。
6月和7月，浙江高院、杭州中院、杭州市政法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两次到张家，“道歉、协商”。张高平这下才舒心，觉得来者是诚心诚意的。“我是个要面子的人！”说起那辆“满载领导”的商务车，他颇有几分得意，“给我面子，就好办事”。
但张辉心里有气，他躲了起来，让父亲为自己全权代理。最终，张高平叔侄就国家赔偿与浙江方面达成一致。
“我家人不是刁民。”张高平摇晃着脑袋说，有人跟他建议“闹一闹赔得更多”，但他的家人都劝他，“算了”。
他语速快，聊天时常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要是就一个问题深聊下去，他就马上抛出口头禅：“我不是告诉你了嘛！”
最近，张高平上网越来越熟练，通过网络，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比如应获何种赔偿，他就表示不光要按国家规定，还要考虑受害程度、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因素。
“我们没有缠着人家，所以赔偿少。”他说起自己最终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况，流露出不屑。
在他看来，“那笔钱是死的，多赔一点当然好”，但总不能只出不进。所以，他和张辉也曾向浙江方面请求安排工作，但最终未果。
当谈到蚌埠的于英生时，他声音忍不住扯高了好几个音调：“人家从前可是区上的领导，说不定就官复原职啦，我能比吗？”
原谅
就在张高平叔侄案平反一个月后，4月25日，另一起冤案当事人李怀亮被无罪释放。
因涉嫌一起奸杀幼女案，河南人李怀亮被羁押近12年，经历4次审判。最后一次庭审持续了7个小时，平顶山中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李怀亮无罪释放。
叔侄俩都看到了这桩案子。张辉表示“很同情他”，张高平却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自己这样的“平反”才算清白，而“疑罪从无”则意味着，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和我们不一样”。
然而有一相似点，张辉觉得无法回避。由于长久与外界隔绝，李怀亮重获自由后，与人沟通并不顺畅。在媒体刊载的照片中，他眼神毫无内容地斜视着，两手无力低垂。
“我们也一样，被改变了。”张辉说，叔叔原本就外向，如今更能说，而他本就内向，眼下更加没话。他不会用电脑，没有银行卡，无法谈论事业和家庭，甚至觉得很难和正常人交流。表弟为了让他赶上潮流，给他手机里安装了流行的游戏“古庙逃亡”，但他玩儿不了几十秒，就“掉下海”，或是“撞到树”。
他学会用微信，能发语音和文字信息，也会为朋友圈里的一张搞笑图片笑个不停。但一旦放下手机，回到面对面的现实交流，他马上就沉默了。
在一场聚会中，朋友说：“张辉，你是主角，不是来打酱油的！”他茫然地抬起头问：“什么酱油？”
尽管“懒得用手机”，但叔叔张高平的生活，显然丰富得多。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出门，在附近的村子、田野、山路上游逛。
3个月前，他拎了两瓶好酒，去看望自己案件中遇害的女孩父母。此举曾遭全家人反对，张辉拒绝同行。张高平执意去了，结果被女孩父母挡在大门外痛骂，“我们恨了那么多年的人！怎么说无罪就无罪？！”张高平不恼，不还嘴，守在门外说好话。最终，他得以进门，酒也送了出去。
实际上，在他心里想的是，“原谅了这个害我们吃了10年牢饭的姑娘”。
在狱中时，他曾无比想家，连家乡特产的包装袋都能捧着看上两天。但真的回到家，他又待不住了。他想吃四川的麻，湖南的辣，他想西北高原，云贵山川。
10年前，这个搞货运的小老板已经随货车到过全国十七八个省份，“一天吃几个省的饭，多新鲜”。
但快要50岁的他，如今每天离不开中药，“再也跑不远了”。
“一个年轻人，做无业游民，那是社会渣滓。”张辉说。比叔叔年轻十几岁的他不想玩，只想工作。但除了开车，初中都没毕业的他什么也不会。他试过干体力活，“太苦”；也曾到建筑工地开了两天工程车，但晚归时遭遇车祸，又得回家养伤。
作为一个“老司机”，张高平回家后刚尝试开车，就把亲戚的车子碰了。找工作对上了年纪的他来说更加艰难。在新疆服刑时，他曾经做梦，过去厂里的业务员喊他拉货，“醒过来是空的，还在监狱里”。
他看不惯年轻人闲聊，也不进歌厅和舞厅，对电子产品更不感兴趣。他只想和做生意的人在一起，聊和利益有关的话题；就算是玩儿也得是刺激的，涉及金钱，比如赌博；看电视，就喜欢商场上的勾心斗角。
说起外甥的建筑生意，他又骄傲，又羡慕：“他们发家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但曾经靠吃苦白手起家的他如今不明白：“我外甥的手白白嫩嫩像女人一样，每天在办公室动动脑袋，打打电话，钞票就来了，怎么弄的？”
对于自己从前的朋友，他则不无鄙夷地说，多数混得很差，没钱。在他离开的那10年，有人背了高利贷，躲起来不敢出面；有人赌博欠债，被人杀掉。当然也有同事“发达了”，开了物流公司。但张高平知道，货车生意自己现在做不了了。
事实上，10年前，张高平的货源由别人接手，那人如今资产千万。他听说了，一丝遗憾也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说：“我这10年不进去，也许车祸死了也不一定。”
适应
对张高平和张辉而言，生活的时钟停摆了10年，如今又重新拨动。
在叔叔看来，外面的世界最大的变化，跟钱有关。他看外甥花钱“像花水一样”，每天好几百元，作为长辈，自己抽20块钱一包的香烟，都不好意思分给人家。
当他到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得知“我住的那个鬼地方，5万一平方米”，简直受到了惊吓。
“我反而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变了，就是‘钱’和‘追逐钱’没有变。”张辉说。
出狱后，他和叔叔听律师聊起聂树斌案。“至少我们保住了一条命”，张高平觉得幸运。
从18年前儿子被执行死刑后，聂母曾多次上诉。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张辉的父亲也从未放弃为儿子和弟弟申诉。
“我现在只相信亲人。”张高平说。出狱后，他的外甥和侄子一直照顾着他和张辉，给他们买衣服和手机，带他们出去吃饭、散心。一边谈论着外甥的宝马，张高平一边得意地拉扯着上衣，“一千多一件”，足足说了三遍。
骑着哥哥的摩托车，张辉穿梭在县城中。5个月过去，他已经熟悉了刚开始“完全认不出”的家乡。每周他都会到老街城门洞里，要一份铁锅煎毛豆腐，因为“那味道想了好久”。
遇到红灯，即使没有车，他也会认真地等。前方有行人，他会提前减速。“现在的人变得很文明呐！”张辉说，他想努力跟上。
去年八九月份，张辉还在狱中。在一场同学聚会上，有人突然问及：“我们还有个同学叫张辉吧？！”“他在哪？”另一个人问。
那时的班长如今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数学课代表在医学院当老师，有人留在家乡生儿育女，也有人去了国外深造。
这些当时的“小屁孩子”都听过张高平响当当的名号。能人、有钱，是彼时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个牛气的叔叔，不少人还羡慕过张辉。“他可是我们这里为数不多的、最早的机动车驾驶员。”歙县交警支队一位教导员回忆。
村里曾有人不怀好意地说过，张家完蛋了，一个毙了，一个再也回不来了。而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张冬宝始终相信张辉是清白的。“没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他强调。但另一位同学段昌鹄却表示，这个社会“吃咸吃淡的都有”，拦不住别人的想法。
事实是，很多同学并不知道张辉为什么突然消失。得知实情后，也没人怀疑他的清白。
“说张辉强奸杀人，打死我也不信！”早在10年前，他的班主任便认定。而当他出狱返乡，这位70多岁的老教师激动得流出眼泪。有同学从国外回来，听说张辉“平反”，马上就去看望。
“我们给他讲人情世故，让他快点适应环境。”段昌鹄说起这5个月来他们的相聚。当年他曾拜托在新疆的朋友代为探视张辉。
“从惊讶，到不信，到慢慢淡忘。直到几年前，又说起他来。”同学鲍璇说。
在不久前的那场同学聚会中，关于张辉，所有人都有话说。但张辉自始至终也没发言。有人敬他喝酒，他就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又低下头，默默抽烟。
“我失去太多，有时只有喝醉了才能面对母亲和她掉光的那些牙齿。”张辉狠狠吞下一杯啤酒说，“我的老婆，只要对我妈好就行。”
张高平则满心惦记着女儿。他帮她们联系工作，又为给她们盖房子而忧心。在狱中，他自觉无颜面对女儿，不接电话，拒绝探视，退回寄来的信件。这份“决绝”划出的隔阂，如今已很难弥补：几个月以来，两个女孩忙于打工，几乎没来看过父亲，也很少通电话。比起跟爸爸“没话说”，她们和养育自己10年的大伯、大妈更为亲近。
8月里的一个午后，张辉的母亲坐在院里择菜，父亲踩着胶鞋从猪圈回来，笑着吆喝：“心情好！养猪啊！”每天，张辉都会帮哥嫂接送小侄女去幼儿园。3岁的小女孩和他很亲热，跑到他身边，挥舞着小拳头和他打着玩儿。
对于这一切，张辉感慨：“我家现在条件不好，但我自己会让这些都变好。”
善恶
从入狱开始，张高平“除了杀人的事，别的都不看”。他会蹭监狱管教的电视，也会把法制类的书报杂志藏在劳改的书里面。
2004年，张高平在杭州监狱里读到李久明案。这位河北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在2002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两年后，该案真凶犯了另一桩案子，在狱中过最后一个生日时，受到感动，交代了此前的罪行。李久明这才被无罪释放。
这给了张高平莫大的希望。他相信，真凶迟早会出现。10年间，他研究了几十桩案子，“快成专家了”。与此同时，他也知晓不少沉冤得雪的案例，在那些案件中，他“认识”了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人。
“大多数冤狱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张辉说。在狱中，他有两个声称自己冤枉的狱友，3个人常聚在一起，商量怎样上诉。
事实上，早在2005年，叔侄冤案的真凶苟海峰就已被枪决，但他们的“平反”又拖了8年。
有人曾与他们商量，可以用保外就医或假释的方式给他们自由。张高平和张辉不约而同地拒绝了。理由是为了清白，宁可不要自由。
“给我们平反吧，放了张辉，我愿意继续被关着。”张高平曾在一次申诉时表示。他觉得自己即使出去了也是个“废人”，但侄子还年轻，还有希望。
2005年，张高平先于张辉去新疆，那是平反前叔侄俩最后一次见面。张辉隔着监狱的小窗哭喊叔叔，但张高平没有听到。他留在张辉眼里最后的印象，是谢顶的脑袋。
在新疆库尔勒服刑时，张辉只想保住一条命。“只要能出来，哪怕马上就去死都行，但死在里面就什么也讲不清了。”他说。
在监狱里，只要发生矛盾，别人就会用“强奸犯”三个字来刺激他。这个身份，在所有犯人中，是最卑贱、最被人鄙视的。这三个字的罪名太“臭”，压得他“气都出不来”。
大多数晚上，他干完活回到牢房，马上睡觉，不聊天，不抢电视看，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他要保护自己，活到出狱那天。
比起侄子的低调，张高平则是监狱里有名的抗改分子。他常常高喊“冤枉”，拒绝劳动，无论狱警或劳改小组长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拿他没办法。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干点活，别人表扬他“劳动积极”，他就说“这是骂我”。
张高平坚信自己一定能平反，而张辉则非常悲观。他甚至早就想好了，如果沉冤未雪，那么刑满出狱时自己是46岁。到时，他会把整个事实经过全部写下，寄给一家报社。然后带着刀和汽油，先到公安局门口“弄出点动静”，再去法院门口自焚。
“我是被逼到心里绝望。”他说，“不是真的会去做。”
事实上，当被问及以后开车还会不会搭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反问：“为什么不会？”又补上一句，“但我会小心，确保她到安全的地方。”
即使在狱中，他也始终惦记着“外面的世界”。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自愿捐出20元。那是他整整两个月制作编织袋的“酬劳”。“他们在外面受苦了。”他说。
张辉对于“善恶”有着朴素的认识。别人给他讲起这几年发生的救助老人反被讹诈的事，他摇摇头，“那是少数，反正我遇见了肯定会帮的。”
一个女白领来看望叔侄俩，留下几千块钱，不收就“不吃饭，不上火车回”。一个大学生写信给他们：“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气愤！”这让张高平觉得，“世上还有好人”。
歙县公安局副局长尹寿长后来对他说：“是你的不屈，你的信念给他们带来了影响。”“他们”指的是监狱里的检察官。2012年，在新疆石河子监狱退休检察官张彪的帮助下，叔侄俩找到最终帮助他们平反的律师朱明勇。
出狱后，张高平在网络上看到2006年播出的一期电视节目。在这期名为《无懈可击》的节目中，他们被作为案例，来说明杭州公安局女警官聂海芬破案如神。
这期以“精确”为主题的节目，连张辉的年龄都弄错了。张高平反复看了30多遍，每看一遍，就想起诉。“特别是那句‘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看得我气死了！”但等到他外出转上一圈，“气又消了”，因为“不记仇，也记不了仇”。
“要真是不放过他们，马上就可以起诉，张检会帮我。”张高平说。在他眼里，全国模范检察官张彪说话影响力很大。但他最终决定不起诉，因为“跟人家说过了，不好反悔”。
只是他心里还有不平，因为“赔偿少了一点”。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对主持人说：“宽恕他们，算了，不追究。”第二天，他接到张彪打来的电话：“我们好不容易找出几匹害群之马，你一句话，就要宽恕他们？！”
如今他可以笑着，像念绕口令一样背诵网友对他的评价：“张高平，可怜又可悲，东郭先生，可悲又可怜。”
求助
张高平叔侄刚平反回家，“萧山五青年案”的一位涉案者就找上门来。
此时，5个“青年”中已经有人刑满释放，也有人尚在保释期间。当时的毛头小伙，已人到中年。其时，该案已经进入重审阶段，还未有正式结果。
因为也是浙江办的案子，张高平特别来劲。坐在堂屋的板凳上，他和访客聊了整整一天，“告诉他怎么平反”。
拥有成功经验的张高平和张辉出了名，成了不少人求助的对象。打3月底以来，安徽、河南、浙江等地的十几拨人陆陆续续到达张辉家。他们带来了几十本厚厚的申诉材料，也带来相似的故事。
一位40多岁的姐姐为弟弟申诉。10多年前，弟弟被人打死，几个施暴者只被判了8个月、10个月。姐姐如今仍在奔波呼告，丈夫为此与她离婚。而一位安徽淮南的老人，为了早就服完的3年刑期，已经上诉了20年。还有一些时隔久远的案子，材料上列着高级干部的签名，张高平叔侄不知真假，只知道“如果确实到了这种程度，肯定没用了”。
在张辉母亲看来，申诉的人都可怜，“没有冤屈，为何千里迢迢而来？”张辉的父亲张高发则敞开家门接待这些人，提供饭菜和房间。这位曾为儿子、弟弟申诉，跋涉千里、夜宿天桥的老人总是说：“如果确实冤屈，你就要坚持！”
张家门前，常常有人跪倒求助。一说案子，所有人都哭成一片。
“我知道他们的苦。”张高发说。但在这件事情上，弟弟张高平比他理智。“聂树斌案不是到现在都平不了吗？！”他反问道，“大多数都不行吧？！”
有时他还会不顾大哥的反对，劝人放弃。对于追求轻判的人，他觉得没必要再“闹”。最令他难受的一次，是无意间听到求助者说漏嘴，暴露了向他和律师隐瞒的重要线索。他顿时觉得，“帮他真是后悔死了！”
如今，哪里发生凶杀案件，只要张高平看到报道，就一定会“很仔细地看”。“杀人案子我懂一点点，我要看他到底冤不冤，怎么冤。”他曾特意探望了几位住在他家乡附近的喊冤者。有人声称自己冤枉，但死者手指甲里的残留物，检验出他的DNA。张高平很深沉地告诫此人：“有DNA作证，你想平过来很难。”
时光
回家5个月以来，张高平最初的激动慢慢消失了。时不时仍有报社或电视台找他做节目，他大多拒绝，因为“已经没什么可说”，更因为“未来一些还没实现的东西，现在不能说”。
在监狱里，他曾特别留意过“赵作海案”。1999年，这个河南商丘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11年后，“死者”突然出现，赵作海获释，并获国家赔偿17万余元。然而仅仅在一年后，他身陷传销案，国家赔偿也都搭了进去。
在张高平看来，赵作海是被女人骗了。几个月来，也有人找他合作生意，但他非常谨慎。“我不会给他们骗去的！”他翘起了二郎腿，又说，“哦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坐牢又没给他们关傻！”
和张辉家老房子隔着一条村中小道，便是张高平的三哥家，他如今住在那里。位于三楼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空调。他的衣柜从前“塞满了衣服，都是上电视广告的牌子”，出事之后，都被前妻的哥哥抱走了。
有人给他介绍老伴，他拒绝见面，声称要和女儿相依为命，接着又说，“找老伴烦死了”，带着一脸鄙夷。
一副老花镜摆在他枕头旁。晚上，他阅读手机新闻，听音乐。“我喜欢刘若英。”他说，少见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张辉的夜晚则常常被腰痛折磨得难以入眠。“从后面给我一脚踢坏了。”他说起这陈年旧伤的来处，还是10年前的杭州看守所。
夏季的炎热炙烤着这座南方小村。张辉家的老房子，至今没有一台空调。晚上，他会搬把椅子，坐在二楼的平台上，抽烟、看星星。后半夜凉快些，他才回到屋里。
“新疆的天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此前在库尔勒监狱服刑的他说着，把烟灰轻轻磕掉。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几个要好的同学约他聚餐，张高平也去了。因为是长辈，所有人都让他坐主位，他拒绝，一屁股坐到了靠门的末位。
一个女同学把手机掏出来，向大家展示女儿的照片。张辉凑上去看了看，咧着嘴笑，说，好啊，真好。
他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了。在狱中，他一直贴身收藏着前女友的照片。出狱时，他曾表示，要联系到她，告诉她自己是清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冷静下来，“怕人家误会，算了”。
几个月里，他经历了几次相亲，只有一个姑娘“感觉不错”。可刚谈了一个月，女孩便提出分手。他从媒人那里听说，有人对女孩的父亲说，张辉没钱没房没工作，跟着他，以后肯定要受苦。
张辉删除了手机里女孩的所有照片，但他偶尔实在忍不住，就打开她的微信头像，盯上一会儿。
他的眉头因为常年皱着，留下两道深深的褶子。大多数时候，充满他内心世界的仍然是前10年发生的事：“我还是想不通，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往死里整？”
最让他难受的是，7月去上海参加媒体活动，他和叔叔用临时身份证登记，当晚警察就来查房。第二天，他们换了另一家宾馆，之前的几位警察又来了。
“你们不要老是换地方。”民警狐疑地说。“我是清白的、合法的！”他递上一份报道过自己冤案的报纸，大声对警察说。半个多月前，他和叔叔到歙县公安局领取了新办的二代身份证，“这表示我合法了！自由了！”他兴奋地说，证件上的照片也令他很满意。
8月26日一早，张高平和张辉捧着一面锦旗出现在歙县公安局，上书“排忧解难，情系乡里”。副局长尹寿长留他们在办公室喝茶。
“为了破案的压力，领导的政绩，那时的一些做法很幼稚，甚至低级！”这位副局长说到自己对叔侄冤案的看法，“那是机制、体制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驾照什么时候能办好！”始终沉默的张辉走出公安局大门，才念叨起来，“锦旗也送了！”根据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叔侄俩必须通过4轮考试，才能拿到新驾照。但他们不想等，也不想考试，推说“不会用计算机”，要求交管部门补办驾照。
此外，比这更迫切的，是盖房的许可。几乎每说几句话，张辉就会提起来。大概因为得不到批准，他们如今仍然拒绝领取赔偿。
有些事，叔侄俩都不愿提。比如经过协商，他们可能获得高于已披露的每人110万元的赔偿，条件是不再上访，也不再接触媒体。再比如，张高平表示，外甥帮助张辉开设的店面已经在装修了，但问及经营内容，他就一个字也不再说了。
几个月前，张辉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在KTV里，他唱了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
这个“脱节”的场景让他的“发小”张冬宝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用力鼓掌。啤酒瓶叮叮当当地撞击在一起，庆祝张辉终获清白。
“我觉得10年的苦没地方诉说，但是我可以把酒喝掉。”张辉说。张冬宝帮他打电话给意大利的同学，在这通国际长途里，他们一起唱着“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直到手机电量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