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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多，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东、河北和广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区、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但很多人对全局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我非常担忧的是，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有农民工2.62亿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看税收贡献等等，本质上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培育期，让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反映出执政本领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彭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