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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的家长袁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在刚刚过去的溽热季节，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几十名家长一道，来回奔波于工商、公安部门之间，期望能够讨回自己蒙受的损失。
欠钱的是一家叫“至善教育”的民办教育机构。这家机构宣称“迄今已有16年历史，全国有100多家分校”。据其新浪官方微博显示，它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总部在南京，“是全国一对一教育中领先的专业辅导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不过，自2013年3月18日起，其微博便再也没有更新过。
袁先生和其他家长向记者投诉称，今年6月，“至善教育”在没有通知家长、员工、代课老师的情况下，就关闭了设在合肥市蜀山区的教学点；随后，又关闭了庐阳区的一处教学点。孩子暑假里的课就这样被中断了。
让不少家长感到愤懑的是，当他们找上门时，“公司人员说，房子正在装修，所以停课，其实，场地已经转让了。”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在合肥的4个教学点已经先后停业。
作为这家教育机构的代课教师，魏明（化名）同样也是受害者之一。“他们欠我两个月的工资，共5000多元。我打电话给公司负责人，他们说要等段时间才能发，拖着拖着，就连他们也辞职了。”据他介绍，公司还有几个月没给员工交保险。
“跑路”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合肥，今年起，“至善教育”在南京、南通、杭州、温州等地的教学点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倒闭。
据不完全统计，受骗的家长约40人。他们拨打电话至公司南京总部，却无人接听。他们的损失至今未能追回，其中，平均损失在万元以上，损失大的约3万元。
民办课程辅导机构为何频繁跑路
民办课程辅导机构“跑路”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不少还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性机构。
例如，2011年在全国20多个城市开设了分校、辅导学生数万名的“起点教育”，在长沙、株洲、郑州等地的多个分校关门停业。
据了解，这些课程辅导机构，主营业务大多都是“一对一”辅导。
“我们带的孩子，成绩一般都是中下等的。”在魏明看来，“现在是应试教育，学校抓的是整体，可能会忽略一部分学生，所以我们才有了生存空间。”
据他透露，代课老师会针对学生自身特点，为其量身打造具体的学习方法与教学计划。“如果学生配合的话，短期内是可以提升考试成绩的，所以有的家长认为很有效。”
据一位民办教育机构的经营者透露，“一对一”是目前比较“高端”的中小学课程辅导形式，一节课的价格在200元到300元之间。因为利润丰厚，不少教育机构都看中了这块“蛋糕”。
“对于民办课程辅导机构来说，经营的关键是现金流。”这位经营者介绍，运营成本主要为教师工资、房租、水电费等，而投入资金基本上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所以，公司通过营销策略，鼓励家长一次性缴纳高额费用，缴纳越多，折扣越大。”据他透露，营销人员还会提出，一次性缴费越多，同一个老师上课的时间愈长。“不少家长都害怕孩子换老师，所以他们舍得多掏钱。”
“但是，公司账面上的钱是家长预支的，只有真正‘课耗’掉，才是公司的实际收入。”据他介绍，所谓“课耗”，就是这些预存的“课时”被学生真正“消费”掉，因为学生的消费周期普遍在一个学期以上，此外按照合同，如果家长不满意，可以退款。
“收费一般是一次性的，之后公司基本上没有资金流入，而成本支出每天都有。”他认为，不少教育机构盲目扩张，资金周转会出现问题。“一方面未能有效实现‘课耗’，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老师的工资，两头受挤。”
在他看来，如果经营不善会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迅速崩盘。“不能及时发放工资，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学效果下降，学生退费增多，资金压力加剧，最后开不起课，他们只好跑路。”
对此，一位合肥教育界人士表示，办教育不像是开连锁超市，一些大公司进入新的市场，尽管知名度不小，办学未必就一定成功。“必须考虑到当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是否有充分的教师资源等。”
制度设计有真空地带，“跑路”付出的代价很小
记者了解到，“合肥至善教育”只是在合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过，其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并没有在合肥市教育局备案，取得办学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指出，现在不少教育机构都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钻了政策的“缝隙”，在经营范围上“打擦边球”。“你说‘一对一’课程辅导究竟是不是教育咨询，有没有超范围经营？很难明确界定。”
目前合肥市亳州路工商所受理了家长对“至善教育”的举报，据该所工作人员胡刚介绍，现在不好认定该公司“超范围经营”，只能以“合同纠纷”作为切入点，对此进行处理。“遇到这种合同纠纷，双方必须到场，我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调解。”
据他介绍，如果调解不成，可以进行仲裁，对方不履行的话，法院来执行。涉案数额大的话，公安部门可以诈骗罪立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但是，我们打了很多遍电话，根本找不到对方公司的负责人，所以现在维权很难。”他无奈地说。
此外，在胡刚看来，国务院出台的370号令（《无照经营取缔办法》）规定，涉及前置许可的，由其行业管理部门来进行规范管理和查处。他认为，“既然（公司）主体资格有了，违规办学问题应当由教育部门来监管。”
不过摆在教育主管部门面前的难题是，他们并没有执法权，唯一的处罚手段就是不予办理办学许可证，但是查处无证办学的现象并非易事，尤其是很多无证的“小辅导班”往往隐藏在社区的居民楼里。
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唐文水认为，“这是发生在教育界的现象，但不是单凭教育部门就能解决的。”
据他分析，由于行业内没有一整套的监督体系，发现违规办学的情况，教育部门只能通过与物价、消防、公安等部门联动，依据各自法规才能对其取缔。
此外，在他看来，目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发点主要是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对于民办教育的设置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办学质量如何评估等规范管理问题，没有具体的规定。
“从某种程度说，目前法律、制度上还存在着‘真空地带’，一旦有人跑路，付出的代价很小。”据唐文水介绍，现在不少地方民办教育机构办学不再缴纳保证金，此举旨在减轻企业负担，但也带来一定风险，“一旦关门，只剩下些课桌板凳，处理善后事宜没了抓手。”
多头管理，教育部门一家力不从心
据了解，为了规范民办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目前各地自发地出台了一些法规和办法。
自2010起，为了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合肥市每年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办法。其中，2013年合肥出台了“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若干规定”，就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设置条件、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收退费管理及违规处理等做了明确规定，还特别规定，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必须具备200平方米的自有房产、30万元流动资金，以及相关设备。
记者了解到，上海等地还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培训机构招生需开设“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监管，擅自挪用的将罚款10万至20万元。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卷款走人”现象发生。
“不过，民办教育机构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教育部门一家管理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相关部门齐抓共管，联合执法。”据唐文水介绍，不久前，合肥以市政府的名义召开会议，特意要求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副区长也来参加，为的就是全市统一行动，以社区为重点，发动各种力量，查处一批违纪、违规的培训机构，同时让符合条件的机构前来办证。
“其实，家长也应当擦亮自己的眼睛，现在选择多了，为什么不理性对待呢？”唐文水说，首先最基本的判断是，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办学许可证。“即便大品牌公司，不在教育部门备案，也是违规办学。”
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家长后悔莫及地说，“当时就像被洗脑一样，一听说孩子成绩能上去，根本没有考虑学费的数额，也没有想到风险的存在。”
“家长应当尽量避免一次性缴纳过多的学费。”合肥市亳州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胡刚提醒道，“如果对方不同意分期付款，这就是霸王合同，家长可以向我们举报。”
在唐文水看来，假期本应让孩子多休息玩耍，就应该过和平时“不一样”的生活，“作为教育部门，我们还是不提倡家长随意把孩子送到课程辅导机构去。”
本报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