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顽石”的人生

    编者按

    在各级各类学校都把生源质量视为办学生命线，使出浑身解数疯狂争抢优秀学生的今天，在社会、学校、教师把更多的关注、关爱投给了好学生的环境里，那些成绩平平的普通学生，那些所谓的“差生”、“问题孩子”前途在哪里？

    庆幸的是，在我们周围还有一群这样的教师，他们秉承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去关怀和温暖那些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问题、但又格外敏感和脆弱的孩子，给他们带来阳光，帮他们实现人生的逆转。

    教育的最大魅力，不是锦上添花，让好的更好，而是雪中送炭，把顽石打磨成宝玉。

    在这个教师节，让我们向这些致力于打磨顽石的教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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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年的班主任林仁刚：

    给学生比女儿更多的耐心和包容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在某个中学的贴吧里，如果有以某个教师名字命名的主题帖，其内容很可能触目惊心。但在包头二中以林仁刚为名的帖子里，却是一片称赞声，有的学生甚至还把这位老师的“经典语录”一条一条晒出来，供网友们“检验”——“数学就美在它的严谨”、“我越来越喜欢咱们班女生了”……

    林仁刚，一个临近退休的女教师。33年的班主任经历，她被称作“班主任专业户”，同事们说，她对学生最常干的事就是以德报怨。

    这样的印象，从林仁刚担任班主任起就给他人留下了。

    那一年，林仁刚半路接手一个初二班，班里有一个“令家长头疼、老师反感、同学讨厌”的男生，所有老师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果不其然，林仁刚来到班里的第一节课，就见识了这个男生的“厉害”——整个人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没有书，也没有笔。

    林仁刚走过去：“把数学书拿出来。”

    “没带。”说完，男生接着睡了过去。

    林仁刚只说了句：“忘了没关系，但下节课别忘了。”

    不出所料，第二节课，男生仍没带，并给出新的理由，“丢了”。

    “没关系，丢书也是常事，我有多余的数学书，下次带来送给你。”第三天，林仁刚将包好书皮、写着男生名字的数学书放在他的桌子上。

    男生站起来，拿起书，头垂了下来。此后，男生开始做起笔记了。前任老师说，他从来不交作业，更不要说按时按量了，但在林仁刚的课上，他开始写作业了，在他的谈心本中，林仁刚还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一颗伤痕累累的坚硬冰冷的心在复苏”。

    如今回忆起来，林仁刚说不上来当时哪来那么大的“淡定”，要是和女儿，她估计早就发了火。

    教师节到了，每到这个时候，她总会想起15年前的这一天。林仁刚收到了一位父母离异的学生的信，信里写道：在我那些孤苦的日子里，我真的无望过，然而，是您一次次从游戏厅里把我拽出来，是您一次次把我从街头找回来，是您一次次的关爱使我落魄的心找到归宿。那次，在您家中为我过生日，还请了班中我要好的同学……倘若没有您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就是为人师者最大的欣慰了。林仁刚说，她庆幸自己当年没放弃这孩子，事实上，她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哪一个，“没什么融化不了的心，自己多一份责任和爱心，社会和家庭就多一份平安，孩子就多一份希望。”

    “老顽童”陶勑恒：

    决不“消费”学生的秘密

    本报记者 陈竹

    “我看你们宣传的模范好像都没有自己的生活，这样看来我不是模范。”陶勑恒说，“我活得好好的，虽然忙，但也会调整生活。如果自己都不会调整，怎么去帮助别人调整生活呢？”

    的确，30多年来，陶老师的工作就是帮别人调整生活。“有郁闷，有烦恼，陶老师热线帮你忙”，南京的中小学生和家长人人知晓。从1992年创办“中学生谈心电话”起，陶老师热线接听了12万个电话。

    63岁的陶老师现在是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头发全白了，还常常把“悲催”、“纠结”挂在嘴边上，学生们叫他“恒恒”、“老顽童”。他说，自己都不学会网络用语，怎么和他们沟通？他注册了微信，亲身体验做“拇指族”，才知道他们为什么面对面坐着，却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陶老师却说，自己从未真的理解过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我们永远走不进去。只有把自己当成客人，保有一份好奇心，你才能接近他们。”

    他走近孩子的秘诀，就是不拿主流社会的、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他还劝父母，要和孩子站在一边，“家应该是听取孩子抱怨，给孩子抚慰和支持的地方。”

    在他看来，所谓的“引导”和“教育”，最应该做的反而是给孩子们空间。但他也感叹，社会上规定了太多未成年人不能进入的区域，不能接触的东西，“却没有告诉他们放学应该去哪儿，上网应该看什么。”

    陶老师从未想到，21年前的那部电话会发展到如今的3000平方米工作站，有20个专职工作人员，100名志愿者。他反复问自己，怎么就做成这样了？后来得出结论，“还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恰巧大家在慢慢重视心理健康问题。”

    他是老三届，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心理咨询师，但遇到有的个案，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求助者，有的孩子初中就立志要做厨师，做裁缝，不想读高中，但现实社会给这些走非主流道路的人机会太少了，孩子能承受得了吗？

    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促进沟通的人，“要把位置摆正，并不是他们的事情到了我这里就解决了。”采访过他的记者都知道，陶老师从来不喜欢讲故事、举事例，每个向陶老师求助过的孩子，都和他共享着一份秘密。“我觉得不能消费来访者。”他如是说。

    心里藏着许多秘密的陶老师每天写日记，和自己对话。“人渴望交往，就是因为本质上是孤独的。孤零零地来，孤零零地去，我也是这样。”

    “一心多用”原子朝：

    只有一个娃也要教下去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如果要用教学生的数量来衡量一个教师的话，老原一定是不称职的。2009年，他手里还拽着12个学生，2010年就成了10个，2011年8个，2012年6个，9月开学后，就只剩4个了。

    老原所在的山西省平顺县虹梯关中心校西辿小学，坐落在太行山巅。57岁的原子朝是学校唯一的教师，也是校长。1996年，老原转为公办教师，调到这里执教。那时，他最讶异的正是这里的学生数量，整个学校一共就30多个学生。

    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至学前班，大到五年级。老原把6个年级分成两拨，高年级学生面朝西，低年级学生面朝东。给一年级讲5分钟，布置作业，换一头讲三年级的课，然后再回来给二年级讲，然后轮到四年级……后来，有人和老原开玩笑说，如果他会下围棋，按他这“一心多用”的能耐，一定是个高手！

    那时，西辿小学的大门还是铁皮包着的，屋里的墙壁被柴火熏得黑黑的，一到冬天，孩子们只能围着柴火看书……即便如此，全村却没有一个适龄儿童辍学。

    离学校最远的学生到校需1小时，还得爬坡越坎。老原便到半路去接他们，放学了，留下孩子们与他一起吃饭。为了孩子们，老原还学会了打针、输液、给孩子理发。

    1998年，石崖山半山腰建了所寄宿制学校，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可以到那里上学，从此，西辿小学的孩子渐渐减少。

    学生少了，老原就会感到孤单。太阳落山后，村子里一片黑寂，除了批改作业和备课，几乎无事可做的老原只能躺在办公室的床上，默数时间一秒秒地爬过，“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直到2006年，山西省给贫困乡村学校配备了电视，老原的夜晚才有了亮光。

    “老伴儿恨我上山，她说人家都上来两三年就到山下去了，你咋还不下山呢？”原子朝却很执拗，“我不走，这里就算只有一个娃娃，我也能教下去。”

    事实上，老原早就算好了，“今年村里有两个4岁的、5岁的，还有几个更小的，学前班肯定有人来上。”

    老原说，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学生走出大山。而他本人，则“无所谓”。

    贵州好人杨昌洪：

    让“坏孩子”“怪孩子”赖着自己

    本报记者 樊未晨

    新学期刚开始，100多个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生涌进了校园，杨昌洪跟自己的团队说：“跟几十个、几百个孩子的未来比，什么困难都不重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最后一个孩子离开，才是我们下岗的时候。”

    在贵州省修文县小山坝的这所学校，12名教职工看护着400多个父母和老师眼中曾经的“坏孩子”和“怪孩子”。它着着实实是所“破”学校，办校9年来历经了5次搬迁；办学到第8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办学资质，有了一个暂时固定下来的校址；2011年6月，该校对新生的一项统计显示，入校前有过不良行为的占35%，因为成绩差、表达能力差、家庭贫困而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占50%。这一统计结果大体代表了学校历年的生源情况。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没有固定校址的漂流学校，这群曾经打架斗殴、纹身抽烟、内心冷漠的学生，在每一次学校搬迁过程中，都不离不弃，一路跟随着年轻的校长；几年来，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的考入了本科军事院校，有的被公办职业学校聘去当了教官，有的在司法、保安、城管等部门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学生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是什么让这样的孩子能死心塌地跟随着一个老师、一所学校，又最终因这个老师和这个学校让自己完全变了个样儿？

    “这样的孩子内心比别人更柔软。”杨昌洪说起这些孩子就很动情，“你只要真心地给他们尊重和信任，他们就会产生比别的孩子更强烈的依赖，就像一直在暗夜中行走的人突然遇到了星光。”

    为了能让孩子们“赖”上自己，杨昌洪跟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游戏，甚至晚上睡在一起。

    上大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帮助家乡几个被家长称为“成天在社会上混”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家长对孩子失望”和“孩子对家庭厌倦”。

    那时候，杨昌洪的头脑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幅画：“我跟孩子们在一起，一起奔跑。”刚刚21岁的杨昌洪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要做能触及孩子心灵的老师。

    9年过去了，种种困难早已把杨昌洪从“理想国”拉回到现实世界，现在他头脑中的画面变了：“孩子们在校园里谈天说地，我站在角落里幸福地看着他们。”

    杨昌洪不是没想过放弃，“每次想到放弃我都会想起那么多孩子背着行囊紧紧地跟在我的周围，从黑天一直走到天亮，没有人说这是个‘破’学校，没有人因为我不能给他们提供稳定的教室而说我是坏老师。”杨昌洪说，“我最难的时候，孩子都没有抛弃我，我怎么能抛弃他们？！”

    职校教师林娅：

    让桀骜不驯少年实现人生逆转

    本报记者 李剑平

    一个高一男生，刚进校就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浑身散发着江湖气。终于有一天这名男生因偷窃被人抓住。

    林娅走进教室后却这样向全体同学说：“大家肯定已听到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出事了。但是，我昨天去家访时碰到一个比这更令人感叹的细节。”

    原来。昨晚家访临走时奶奶坚持要送老师，男生蹲下来帮奶奶换了鞋。林娅说：“一个充满人性的人是可敬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大家期待这位同学给我们分享他的义气和人性，好吗？”

    面对意外的宽容和鼓励，这位习惯于在批评面前昂着头的男生，泪水哗哗流下，从此奋发图强。

    17年来，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浙江省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师林娅，用耐心感化了一个个桀骜不驯的少年，让一个个应试教育的“失败者”，阳光、自信地走出职校大门。

    林娅解释，“职校生的教育，需要我们摒弃烦躁的心态，用心去细细品味。这样，也许一个学生的逆转、一个家庭的希望在瞬间被抓住了。”

    小海曾是个令人厌烦的“捣蛋鬼”：把顶撞老师作为炫耀的资本；追女生打架，恐吓实习班主任。林娅给他挑选生日蛋糕，让全班同学为他送祝福。可他满不在乎地说：“老师，不用太罗嗦，吃蛋糕，大家不要客气。”

    林娅并不放弃，心想家访能否打开教育的突破口。她得知，小海5岁失去父亲，妈妈靠打零工支撑着这个家。经他妈妈同意，林老师用手机拍下眼前的一切：没有菜的午餐；粗糙开裂、布满老茧的双手；挑重担几近90度弯曲的背……返校晚自修期间，林老师把小海叫到办公室，和盘托出家访的所见所闻，并希望他偷偷去看一下妈妈。

    家访后的第三天，林老师开车带小海来到建筑工地：他妈妈头发凌乱，肩担沉重的石头，步履蹒跚。小海二话没说，接过妈妈肩上的担子挑了起来。从此，小海玩世不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

    “8名学生中有6人受过处分。”林娅接管全校最差寝室的第一天就遭遇“下马威”，集体说拉肚子，请假不去上课。林老师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将计就计在家里精心煲好一锅粥，买上黄连素、咸鸭蛋等一同送到寝室。

    之后，林老师坚持对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采取看似糊涂的教育方法。比如，有人早自修迟到了，罚他第二天早起同老师一起晨跑；旷课了，星期六不能回家，和林老师一起买菜做饭。很快，该寝室一跃成为全校最好的寝室之一。

    一名职校生，对于老师来说是几十分之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百分之百。林娅说，我们的付出，却能带给一个家庭百分之百的希望；职校老师心态摆正了，能从不同的孩子身上汲取成就感与幸福感。

    乡村教师王国顺：

    用“土”教具救活抽象的课堂

    本报记者 邱晨辉

    “你自己懂了有啥用，要让你的学生懂啊！”时隔40年，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王国顺还记得当自己第一次走下讲台时，听课教师对他说的这句话。

    那是1973年，教师匮乏的年代，就在登上讲台的头一天，刚满19岁的王国顺还扛着锄头在地里干农活儿，到了晚上，临危受命的他拿到第二天要讲的课本，开始挑灯备课。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中心学校，王国顺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的课堂，“什么是斜、什么是斜高”，这些看似简单的概念，他“磨破”了嘴皮，学生仍像在听天书。

    王国顺意识到，让学生“懂”不只是靠说那么简单。第二次上课，他带来一只棱台模型，这是他头一天晚上用周边地里的高粱秆扎出来的，这一做法收效甚好，王国顺几乎没有费任何口舌，学生们就明白了。

    如今，王国顺不再担心“上座率”了，他的物理课已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课堂。40年来，他开发制作的科学教具760多件，其中13项获国家专利，可定型生产的有3件，他还因此受到钱三强、杨振宁等科学大家的接见。

    而那时，农村学校条件简陋，在最初的物理课堂教学中，实验器材严重匮乏，仪器设备几乎是一片空白。加上学生见识少、基础差，王国顺每带过来一套新鲜的家伙什，总能让那些准备打盹儿的学生兴奋起来。而那些表现积极的“差”生，一有进步，王国顺便毫不吝啬自己的表扬，公开在教室里称赞鼓励，久而久之，“哪还有什么差学生？”

    事实上，也正是对教具和教学方法的琢磨，才让王国顺坚信了这一点，他告诉记者，“‘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

    有时候，王国顺甚至喜欢所谓的差学生。说起来，也是平时和这些孩子接触的多，老叫他们去办公室，找他们谈话，来回接触得多了，这些孩子毕业回校，见到老师们总会亲切地跑上去打招呼。“‘当初要不是您啊……’，说起这话茬没完没了，似乎他们的青春里面就有我的存在。”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好学生见了老师则没这么亲切，或许他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更多地是靠自觉，和老师没什么关系。

    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学生里有不少成了当地的致富能手，有的到外地打工，月收入不菲，而今返乡开办家电维修部，年收入10万元左右。

    王国顺告诉记者，他现在的梦想就是再多教点书，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只希望他们都比我强，不比咱强，那就是倒退了!”

    “一根筋”谢小双：

    工读学校的“攻心”校长

    本报记者 陈竹

    把一所专门“择差录取”的工读学校管好，需要一个多厉害的校长？

    刚到上海市杨浦区辛灵中学时，谢小双也说自己有“上班恐惧症”，因为抓教学，在操场、食堂被老师3次围攻，每天走到校门口他都犹豫半天，“一咬牙、一跺脚，才敢进去”。他得反复安慰自己，“一个校长抓教学是天经地义的，我怕什么？”

    但在学校老师看来，谢校长虽然不声不响，却也没什么笑脸，总是“一根筋”。所以，“比他强硬的人管不好这个学校，比他温和的人也管不好这个学校。”

    谢小双自称是“以柔克刚”。对学生，他从来不打不骂不关禁闭，“这些孩子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骂？”

    全校60多个学生，每一个他都当宝贝看，“精雕细琢”。问题学生大多来自问题家庭，离异、单亲、重组家庭占63%，低保家庭占1/3；有的家长还是服刑人员。

    他要先培养学生的自尊。把学生请到办公室去，都是学生坐沙发，他坐板凳，给学生倒茶；学生犯了错，他反而帮学生找优点；每个学生都要轮着当班长、组长、升旗手、卫生委员，这些从没当过负责人的孩子一旦负起责来，竟特别认真。

    “我是个很‘拙’的人，只知道简单事情重复做。”谢小双说，因为“想不出什么聪明办法”，学生逃课，他就每周一早上，开着车一路去接他们上学；夏天越热，冬天越冷，他越是要去家访，家里等不到人就写张纸条，把水果挂在门上。

    但他觉得这种笨办法适合工读教育，“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的就是无微不至的细心和持久的耐力。”

    “他不像校长。”政教处主任黄权说，谢小双喜欢去教室、寝室，就是不喜欢待在办公室。每天早上6点30分起床铃一响他就到学校了；早自习时，他要在走廊上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心里才舒服；做广播操时，别的老师最关心他手里有没有听课笔记——如果有，就说明早上4节课，他随时有可能出现在教室里，随堂听课。

    最喜欢谢校长的是学生，对他又爱又恨的则是老师。学校总共18个老师，他规定每天至少5个老师要留在宿舍和学生同住，夜里12点还要起来，看学生被子盖没盖好。有的老师来了一个星期，吃不了苦，又走了。

    谢小双觉得自己没错：“在这儿做老师就是要吃大苦、耐大劳。把学校办好了，我是在帮他们保饭碗。”在他的观念里，“育人”要放在“教书”前面。“我们让一个学生不偷不抢，不打不闹，自食其力，就是成功了。这样的贡献，是不是不亚于重点中学培养一个好学生？”

    不爱钱的徐金英：

    给留守儿童妈妈的感觉

    本报记者 陈竹

    徐金英的“留守儿童之家”办了7年，现在的“生源竞争”堪比重点学校。在辽宁省新宾县，不仅是她教书的旺清门镇附近，其他村子的家长也争着把孩子送来。

    如今“留守儿童之家”有了校办工厂提供的10间屋子，每周都有140个孩子在这里活动。2011年以前，“家”就办在徐金英自己家里，人最多的时候，地下、炕上都是孩子，一个房间挤34个人。

    她发现，留守儿童最大的特点就是心灵脆弱，容易情绪波动。她对他们从不打骂，当着别人的面绝不批评。除此之外，还要时刻观察，因为他们总把想法藏在心里。

    这些孩子里，几乎一半来自单亲家庭，徐金英要想办法让他们正视家庭的创伤。一个六年级的女孩一直被父母瞒着离婚的消息，后来听别人说了，去找“徐妈妈”倾诉。徐金英联系上她母亲，说孩子大了，不如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孩子母亲便带着孩子去外地，让她亲眼见到了不负责任的父亲，回来后，女孩平静了下来，对徐金英说，“我现在明白他们为什么离婚了。”

    有时她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些年轻家长太不负责任，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孩子，他的妈妈永远回不来了。”

    在“留守儿童之家”，每周的常规活动有“夸夸自己”，把自己这星期在学校的进步表现和大家分享；还有“学会感恩”，帮家里做一件事情。她还组织了二胡、舞蹈、乒乓球、唱歌小组，没有志愿者的时候，她就在网上查一些简单的舞曲，给孩子们伴奏。

    寒暑假，有进步的孩子还能够跟着徐金英夫妇出游，沈阳故宫、抚顺极地海洋馆、通化玉皇山，还有附近的新宾老城，徐金英都带孩子们去过。

    不少孩子的父母都嫉妒徐金英，因为孩子都只对“徐妈妈”说心里话。假期里，一个男孩跟着父亲去旅游，每天都要给徐妈妈打一个多小时电话。父亲不高兴了，“你跟我像仇人似的，怎么和徐老师没完没了？”

    7年来，徐金英在“留守儿童之家”上搭进去8万多元，她的同学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局长，去政府办事遇到同学，她也会失落。有次突然想开了，“我就做我力所能及的一件事，把它做好了。”30年教龄的徐金英有13年都在做代课教师，每月只有30.5元工资。上世纪90年代，新宾县时兴挖参，姐夫的3麻袋人参卖了7000多元，对她说，你当教师，要几年才能挣这么多钱？

    “正因为没有人当，我才要当啊。”徐金英说，“光靠挖参，哪能改变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