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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运会最终未能逃过兴奋剂的魔爪，但19岁的当事人试图通过在全运会上取得佳绩来改变家庭命运的涉药动机，还是令人唏嘘。全运会是中国绝大多数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官员安身立命之本，但冠军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成功者，名利可以双收，失败者，4年乃至更长时间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难历程，使很多人忘记了体育竞赛的真正目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
运动员的成败维系在全运会上
今天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宣布，本届全运会已经查处了一名服用兴奋剂的云南运动员，云南代表团因此失去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资格。今天中午，在全运会组委会公布了处理结果之后，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云南代表团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完全接受并尊重国家体育总局对云南代表团的处理结果，将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姑息，并将以此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据记者了解，该事件早在全运会预赛阶段就已经发生：6月17日，中国拳击协会发文通知云南省拳击协会，证实云南运动员杨杰楠确实服用了禁药。同时，杨杰楠还被取消了全运会决赛的参赛资格。事件发生后，国家体育总局称，考虑到保障全运会顺利进行的全局战略，以及云南地处边疆，其竞技体育发展有着诸多艰难和不易，不能影响其他运动员士气，所以直到今日才对外公布处理结果。
当人人调侃全运会大幕即将落下，最后一天还爆出“猛料”时，人们不禁会联想到“猛料”背后的真正无奈。
今年5月，19岁的杨杰楠抱着好奇和忐忑的心理，在路边的药店花了16元买到了一种“神奇”的药，这种药可以帮助他在短时间内“瘦下来”，而一旦拿自己做“实验”获得成功，他将有资格参加全运会拳击比赛的第二次预选赛。
在杨杰楠买药之前，全运会拳击预赛已经打响。因体重超标，杨杰楠未能在男子49公斤级项目的第一次预赛中取得决赛资格。这个来自云南文山的小伙子，从小父母离异，家境十分贫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了云南拳击队的一名试训队员，主攻男子49公斤级项目。他认为，“只要在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就有转正的可能。”
进队训练不到两年的杨杰楠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备战全运会上。但5月中上旬的比赛失利，让他把打进全运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5月22日的第二次预赛中。“当时，他的体重超标，正常情况下不能取得参赛资格。”云南代表团负责人介绍说。眼看“改变命运”的机会即将失去，一心向往全运会的杨杰楠，从“以前从事拳击项目的前辈那里”，听说了使用“利尿剂”（学名呋塞米，普通药店中的常见药品，通常作为减肥药使用）可以迅速降低体重的方法。于是，他抱着侥幸心理，瞒着主管教练员和训练单位“以身试药”，最终降下了体重，取得预赛参赛资格，并在6月17日的第二次预赛中过关，取得了全运会的参赛资格。
但按照本届全运会出台的新的反兴奋剂规程，各项目取得决赛资格的所有运动员，都要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的尿样检测。结果，杨杰楠未能逃脱，在检测中被查出服用禁药呋塞米。经过详细深入的调查之后，云南省体育局确认了此事，并按相关规定，立即对杨杰楠本人给予了停训处罚，对主管教练给予了停教处罚，还对云南拳击队主管单位的负责人作了相应的处罚。“年轻的杨杰楠并不在优秀运动员和老运动员之列，所以我们疏忽了，我们只是重点盯防了那些有实力争金夺银的老队员，却让这些小队员成了兴奋剂盯防的盲点死角。”云南代表团负责人说。
杨杰楠的遭遇，提醒各地方运动队今后要加强对小运动员的反兴奋剂教育，但杨杰楠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却是全运会优异成绩对于一名中国运动员的巨大诱惑。本次全运会上获得3枚体操金牌的湖南小将商春松就有这样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小姑娘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困还有一个失明的哥哥，现在全家人改变命运的希望就寄托在小姑娘的全运会奖金上，依照湖南的奖励政策，商春松的3枚全运会金牌可能价值100万元左右。
成绩可能决定一个项目的存亡
9月11日晚上，已经回到兰州的甘肃自行车队教练张烨，在电话中痛斥全运会女子小轮车越野赛上发生的人为撞车事故，因为辽宁队一名队员故意对夺冠大热门、甘肃队队员逯艳撞车和推搡，导致逯艳最终屈居亚军，另一个辽宁选手夺冠。
张烨认为，辽宁队队员做出这种舍己为队友的举动，一定是教练授意的。小轮车运动本来就十分危险，辽宁队教练指使队员撞车，就是将运动员的生命视为儿戏。但站在辽宁队的角度上，张烨相信，辽宁队作为东道主，背负着不得不完成的夺金任务。如果自己的队员没有必夺金牌的把握，教练只能选择旁门左道。
全运会的成绩往往决定着一支队伍的存亡。“队伍都没有了，还要教练干什么？”北方某省的一名前垒球队教练向记者表示，“本来我们也是国内垒球的一支强队，但因为从没在全运会上拿过冠军，后来成绩又出现下滑，最终省体育局就把我们这支队伍取消了”。这名教练叹道，“我们的前辈当年白手起家，从培养后备人才开始，到最终建立起完整的人才体系，用了差不多10年，但撤销一支队伍，却只需要几个月。”
“能不能在全运会上拿到好成绩，决定了一支队伍的地位。”夺得本届全运会女子排球16至19岁年龄组冠军的山东青年女排主教练辛春生，对此体会很深，“我们这支队伍早在2008年前就成立了，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备战2017年全运会，因为到了2017年，我们这拨小孩正好到了当打之年。作为二线队，我们本来并不受重视。但到了2010年，全运会增设三大球青少年组比赛的决定出台了，我们这支青少年队伍的受重视程度立即与成年队平起平坐。”在本届全运会夺冠之后，山东青少年女排在体育局的地位更可能压过成年女排，教练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地位的提高意味着队伍在经费、人员、后勤和医疗等方面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障，教练手中的权力也会更大。
全运会成绩决定着一支运动队是过好日子还是过苦日子，甚至决定一支队伍的生死存亡。作为队伍的教练不得不为自己和队员盘算，有时候只能铤而走险。辽宁小轮车队此次如愿夺得金牌，但甘肃队却横遭厄运。只要“全运至上”的游戏规则不变，下一届，不知辽宁队会不会又遭其他队伍的“黑手”。
地方体育局长及官员的无奈
“没有全运会，各地不投入，不培养运动员，还怎么搞竞技体育？”在一位西部省份的体育局长看来，即便对全运会骂声一片，自己也背负了不少压力，但目前的中国竞技体育仍离不开全运，“我们西部省份再夺多少金牌也比不过东部的体育强省，所以淡化金牌也是我们要改变的方向之一，先踏实抓后备人才的培养，加强学校体育，我们才会有更多人能走上全运会甚至奥运会的赛场。”即便深谙体育的根基，但描绘了远景之后，该体育局长依然奔波在去往各个夺金点的路上，这样的“明知故犯”也是一种无奈？
上海体育局局长李毓毅曾表示，只要运动员的成绩比以前进步了就行，“金牌当然要努力去拼，但是我们也不是看得很重，只要在比赛过程中努力了，什么结果都能接受。”但对于很多财政收入并不富庶的省份而言，投入就希望能看到产出。此前那位西部的体育局长表示，“每一分钱都很珍贵。钱要花在关键处，尤其是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往往在体育经费里占比例最大，但如果在全国性的大赛上颗粒无收，还会产生一大批需要安置的退役运动员，换了谁都会斟酌一下。而且，在这种境况下退役的孩子，谁还愿意扶持呢？但人家付出了那么大的精力，有点儿要求也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项目该砍的砍，集中财力物力打造特色优势项目”的措施就成了这些夺金点少的省份“保证金牌”的方向。“现在的金牌和政绩挂钩，我们都要签金牌承诺书。在省内的运动会，押两万在体育局承诺一枚金牌，如果拿到多倍奉还，拿不到这钱也就买教训了。”一位北方代表团的官员向记者透露。
中国体育界其实早看到了“全运至上”观念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山西代表团副团长赵晓春表示：“竞技体育成了特殊的公共品，给外国人看吧，人家不关心，最后只有我们体育圈内的人自己很高兴，但老百姓骂声一片，认为还不如多修几个游泳池。”
改革的关键是对体育政绩的评价机制。地方上对体育局的政绩考核，往往要先看全运会的成绩，因为全运会上拿了多少金牌要比全民健身事业获得了怎样的发展来的更直观。“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都宣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一起抓，但从资金的配置上来说，竞技体育的投入肯定远远大于群众体育，就是因为竞技体育要比群众体育更容易见到成绩，”北方某省体育局局长向记者表示，“从地方上来说，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缓慢，没有领导会被问责，但如果一个省在全运会上的成绩下滑了，领导就有可能会被点名批评。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各地方体育局不争相在全运会上拿成绩是不可能的。”
本报沈阳9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