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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此间，相关新闻报道就会相对集中地见诸媒体。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自杀新闻中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十多年前，却在每年的新闻报道中被当作最新数据不断错误地重复。譬如，《我国每年25万人死于自杀》一文就报道：“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约为200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人民日报》9月11日）”同日的《城市晚报》则报道：“在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有数据表明，自杀已经成为15岁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两年前，也有媒体对我国自杀现象进行报道，其间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据称也是25万或28.7万人。
这四则新闻看似新闻，其实是“旧闻”，将相关内容“炒冷饭”，无疑是对10年前社会事实的一个滞后反映，也必然与现状相悖。在这些“新闻”中，谬误之处主要有四：一是我国的自杀率和自杀致死人数，二是自杀对青壮年的影响，三是自杀率上升的趋势，四是农村与城乡的自杀差异。
第一，关于我国的自杀率和自杀致死人数。我国的自杀率按城市和农村分别统计，统计数据没有直接提供全国总人口的自杀率。新中国关于自杀率的统计，应是始于1979年，当时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为10.9/10万和15.3/10万(见《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年版)。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自杀率快速上升。1985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上升为11.2/10万和29.5/10万，达到了历史最高位。此后数年，在维持历史高位的同时开始缓慢下降。
2011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下降为5.28/10万和9.28/10万(见《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我国这些年来因自杀致死的人数，在11万—12万的区间，这才是我国当前自杀死亡人数一种近似真实的反映。上述四则新闻报道中关于对我国自杀致死人数的数据，“25万”的结论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国家疾控中心在2000年进行抽样调查的推论结果，“28.7万”来自费立鹏等撰写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发表于2002年的《柳叶刀》)。
第二，关于自杀对青壮年的影响。自杀曾经是15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这个结论来源于费立鹏等撰写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这是基于1995-1999年中国自杀数据得出的推论。此后，中国以青少年为重点群体的预防自杀和自杀介入工作，以及汽车社会的快速发展，使自杀在青壮年死因中的位次迅速下降。
通过对2003年开始正式出版的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研究表明，当前“自杀”在引发青壮年的外部死因中，位列“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和“机动车以外的运输事故”之后，是排位第三的外部死因。如果加上“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等内部死因，“自杀”的位次则更为靠后。
第三，关于我国的自杀率变化趋势。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过去45年中，全球自杀率上升了60个百分点(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提供的数据，就是来源于此。但是，这是世界自杀现象发展的趋势，我国自杀现象的发展恰恰相反。卫生部门对全国死因的监测结果表明，我国的自杀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历史高位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维持高位后缓慢下降。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我国1988－1990年与1996－1998年两个时间段的自杀率进行对比，也得出了我国自杀率大幅下降17.2%、降幅列全世界之首的结论(见《世界卫生报告2001》)。因此，新闻报道中出现“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在过去50年里，自杀率上升了60%”，属于引用失当，很容易导致读者误解。当时，就有网站基于该新闻而得出了“我国50年来自杀率升60%”的荒谬结论。
第四，关于自杀现象的城乡差异。前文已经初步列举了自杀现象的城乡差异。在上世纪80年代，城市自杀率只是在最初几年有所上升，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农村自杀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则一直呈现剧增趋势。一增一减，使自杀的城乡差异明显增大。费立鹏等人撰写《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时，我国自杀的城乡差异确实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此后差异不断缩小。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城市预防自杀工作的成效较农村更为明显，必须正视自杀预防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因此，对农村自杀给予更多的关注，缩小自杀预防的城乡差异，应成为我国预防自杀工作的一个重点。
（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副所长）
邓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