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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两年前，当杨楠和女朋友下定决心从青岛回到共青农场时，很多同事对他们的选择表示惋惜。
“青岛机会多、挣钱多，还是留下吧。”有同事挽留他。
那时，杨楠26岁，和女友同在青岛一家外企工作，收入不低。而他们回到黑龙江的共青农场，首先面临的是“找不找得到工作”的问题。
杨楠婉拒了这番好意，并对同事讲起了共青农场的历史。他讲到爷爷辈艰难的开拓，讲到父辈坚定的留守，讲到共青农场的现在和未来前景。
同事被他的讲述打动了，不远千里，跟随他到共青农场看个究竟。几天下来，同事对他说：“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我不会说大话。农场是我的家，爷爷和父亲他们这两代，创造了农场，我们第三代也要为农场的发展尽一份力。”杨楠说。
就像买股票，还是要买潜力股
杨楠从小在黑龙江省这个边陲之地长大。他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共青农场的第一代。爷爷奶奶是北京人，姥爷姥姥是天津人。1956年初，4个年轻人，跟随着大部队，走进当时未被开发的黑土地，成为最早的共青农场人。
近60年过去，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拉哈辫草屋，被一栋栋小洋楼替代；杂草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油油的稻谷和玉米；满脚泥泞的道路，也变成宽阔的柏油路。
现在，要想看到过去艰苦的痕迹，只能到新落成的垦荒纪念馆去找寻；或者听农场的第一代老人，讲述过去的故事。
杨楠出生于1985年。当年，共青农场开垦出来的大量土地，已经分包到户。农场的职工，都分到数量不等的土地耕种。
他的父亲杨晓东是个兽医，母亲张一艺是个普通的农场职工。起先，家里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后来，姥姥张凤琴带着女儿张一艺，开了一个小吃店卖早点。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生活有了起色。
杨楠考入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毕业后到青岛工作，但回家的念头一直在他头脑中萦绕。“出去就像串门，别的地方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我总要回到自己的家。”
2011年回到农场后，他考入农场公安局，现在是一名刑警。公安局指导员评价他，“很优秀”。
现在，杨楠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创造了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来坚守。他们的精神和使命感，都鼓舞着我们。看着自己的家乡慢慢变好，我有一种满足感。”
像杨楠这样的农场第三代，回到农场的越来越多。同是农场第三代的王来新，便是其中一个。
王来新2009年毕业于八一农垦大学。毕业前，黑龙江农垦总局到大学招人，并办了一个垦区管理区主任助理培训班。一旦被录取到这个培训班，学生的去向就是到农场。
王来新说自己的成绩不错，如果不上这个班，他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培训班。
当时，学校一名领导问他：“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你上了几年学，怎么还选择回去和土坷垃打交道？”
“就像买股票，还是要买潜力股。”王来新回答道。
大学毕业后，王来新回到了共青农场，到基层连队任职。不仅如此，他还鼓动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随他一块儿来农场。他的妻子是一个哈尔滨姑娘，和他同时报了培训班。
基层锻炼一段时间后，王来新调任到农场畜牧科工作。认识他的人都评价，这是一名“优秀的小伙子”。
“我的理解很简单，老一辈给我们创造了机遇，现在是我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王来新说。
我们没有父辈的辉煌，但我们给后辈创造了好条件，也算值吧
对杨楠、王来新等农场第三代而言，回到共青农场，完全是个人选择。不过对于他们的父辈而言，留守在这个地方，多少有点“不情愿”。现在回望过去，他们并不后悔，也为自己付出的努力而自豪。
“不能说是牺牲，但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机会。”杨楠的父亲杨晓东说。
杨晓东出生于1961年。那时的农场，无法与现在相比，人们还住在拉哈辫草屋里。父母要上工，杨晓东和其他农场的第二代一样，或者被父母留在家中，或者跟着父母干活。
他的妻子张一艺，小时候被母亲张凤琴丢在家中。有一次，张凤琴上工时，女儿差点掉进满是热水的锅中。
从此，她不敢将孩子独自放到家，出门上工尽量带上孩子。有一次，她将孩子用被单裹在背上，结果孩子睡着了。她没注意，孩子歪着的头撞到了柱子上，撞了一个血窟窿。
“我们那一代人受苦就不说了，孩子也接着受苦，心疼呀。”说起这段历史，80岁的张凤琴流下了眼泪。
对于农场第二代，有两个机会向他们招手。一是参加高考，二是1980年代后期的回家乡政策。
1977年高中毕业时，杨晓东参加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结果名落孙山。落榜后，他和同龄人一样，都留在连队工作。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一艺，当年则因所在的连队没有名额，未能参加高考。
80年代，国家允许农场第二代人中的非婚子女回到家乡。杨晓东的弟弟符合标准，回到了北京。
这一政策，勾起了他对北京的向往。弟弟回去时，他对弟弟说：“一定要在北京好好混，那是我们的家乡。”
几十年后，他对北京的向往依旧浓烈。面对北京来的记者，他一再说“老家来人了”。他还告诉自己的孙女，她的祖籍是“北京”。将来一旦填表，他也希望孙女的“籍贯”一栏，写上“北京”。
不过，在现实中，杨晓东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他的讲述中，生活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1980年，他从天津带回一批牛，后来又办起了农场的养鸡场。他还曾获得“黑龙江省优秀团干部”的荣誉。
“我很佩服父辈们的精神。我们没有父辈们辉煌，我们没有故事。但是没有我们，农场不可能发展到现在。”杨晓东说，“我们受了些苦，但给孩子们创造了好条件，也算值吧。”
90年代，杨晓东外出工作过多年，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农场。和儿子杨楠一样，他在内心深处只把共青农场视作真正的家。“这儿的日子，过得舒服。”他说。
现在，杨晓东在共青农场所属的宝泉岭管理局所在地做房屋出租生意。房子是几年前买的，他把空闲的房间租出去，补贴家用。
我很自豪，我们创造了历史
杨楠从青岛回到共青农场后，有一次，他去探望爷爷杨满，说起自己将扎根在农场。
“守着家人挺好。”杨满回答孙子。
与家人分离，是杨满一生的痛。1956年3月，杨满离开北京南口镇寡居的母亲，跟随队伍来到共青农场。到农场之前，他和母亲有简短的对话。
晚上，母亲坐在床上问他：“真去呀？”
“真去！”杨满斩钉截铁地回答。
母亲听后，不再说话，熄灯睡觉了。
当时，18岁的杨满热情澎湃，被首批垦荒队员杨华的演讲打动，决心到农场“干一番事业”。他和伙伴们甚至还商量，要是报不上名，他们也要像第一批垦荒队员一样，写血书。
杨满走时，母亲没有露面。大嫂告诉他，母亲给他准备了双层里面的被褥，还托关系给他买了新的生活用品。“你去吧，我来照顾妈。”大嫂说。
对母亲准备的一切，杨满起初毫不在意。“想到要到北大荒干一番事业，哪还能想到母亲的心酸？”杨满回忆道。说着说着，他流下了眼泪。
一到农场，他就投身到工作中。但大哥的一封来信，彻底软化了这名垦荒队员的心。大哥在信中说，母亲在他走时，一直躲在房后看着他。他上车后，母亲到一个沟里哭个不停，任谁劝都不回家。
他捧着大哥的信，哭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很自私”。
其后，他和母亲就见过两次面。1958年他结婚的时候，母亲来看过他一次。1960年大儿子出生后，他带着妻儿回过一趟老家。
“文革”初期，他托前来农场调查他历史的工作队，给母亲带了一桶豆油。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母亲的“孝敬”。母亲还来信说：“儿呀，我吃到你的豆油了。”
1979年，杨满回京检查身体，在南口镇住了一段时日。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一连几天他都跪坐在母亲坟前，跟母亲讲自己的故事。
大嫂告诉他，母亲晚年失忆，白天出门，经常回不了家。但一到晚上，她总能听到母亲喊“小囤子”。那是杨满的乳名。
“我时时感到愧对母亲。”杨满说。
不过，一谈到共青农场，谈到第一代垦荒队员，老人又会激动地说：“我很自豪，我们创造了历史。”
他开始讲那代人的故事，讲他们面临的困难，讲他们的激情，讲他们创造的一切。“共青是我的家。”最后他有力地挥着手说道。
“这里大有作为。”他曾对孙子杨楠说。对于孙子的选择，他满心欣喜，认为这样既能和家人相守，又能干一番事业。
孩子们劝他到大城市生活一段时间，老人不去。他说自己已经习惯这个地方，到大城市反而不适应。
他的亲家张凤琴，也对自己的一生不后悔：“我没做逃兵！”
张凤琴到农场后不久，她的一个“好姐妹”，嫁给一个高级干部，并许诺给她也找一个好人家，离开农场。但张凤琴拒绝了。
“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诺言。”张凤琴说。离开天津到农场时，她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农场好好干。
后来子女回城时，张凤琴因丈夫去世，按照政策也能回到天津。她回去住了一阵，最终还是想回到农场。晚辈们甚至给她跪下了，但她没动心。
“农场是我的家，有我的家人，有我的事业。”她对晚辈们说。
对于外孙的归来，她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继承我们的事业，多好！”
杨楠回到农场后，家人凑钱，在农场的“天津庄”购买了一处住宅。新房的布置，让老太太张凤琴“大开眼界”。很多东西，是她第一次见。
杨楠有自己的梦想，就像他的父辈和爷爷辈一样。他的爷爷辈，用自己的一生，在不毛之地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父辈，用自己的一生，延续了这个奇迹。他则希望“和家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甚至于祖籍北京，对他已经非常遥远。
他和女友已经结婚，现在他们生下了家族的第四代，一个可爱的女孩。身材高大的杨楠将女儿抱在怀里，不时逗弄着她。
“你也是农场的人。”杨楠一本正经地对着女儿说。小家伙听不懂，哭了。杨楠笑了。
本报记者 郭建光
